汉镜铭文中的四言诗
四言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比较重要的体式之一，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广为流行，《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皆以整齐的四言句式写成。这些诗歌，主要遵循“二/二”的节奏，每两句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韵脚往往在偶数句末，如《周南·桃夭》第一节的停顿方式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前两句写自然景物，是一层意思；后两句写人，又是另一层意思；“华”“家”二字押韵。到了汉代，仅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所辑的六百三十多首传世汉代诗歌中，以四言写成的文人诗和各种民间作品加起来，就有将近一百五十首，数量比较可观。除此之外，两汉镜铭中也保存了许多四言诗。
从已经发现、保存的汉代铭文镜资料来看，四言体作为汉代镜铭诗中最重要的体式之一，自西汉初年便开始流行，直到西汉中期，一直都是镜铭诗的主体句式。其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表达民间的长寿、富贵、功名等世俗愿望，如“镜气锖明，服者君卿。延年益寿，安乐未央”[7]“始曰服者，乐寿志得，与天无极，身无惌则”[8]；也有一部分表达个人的相思之情，如时来何伤，长毋相忘”[9]“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情，修毋相忘”[10]“不日可曾，而日可思。美人而去，何时幸来”[11]等。西汉晚期以后，随着铜镜纹饰内容、铭文布局的转变，四言镜铭诗的主体地位逐渐被七言所取代，到了东汉时期，就比较少见了。这一发展状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汉代前中期尚处在诗歌体式演变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虽然也出现了其他的句式，但成熟、兴盛于先秦时代的四言体，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诗歌体式，除了汉高祖《鸿鹄》、四皓《采芝操》、刘章《耕田歌》、韦孟《讽谏诗》《在邹诗》等主名的帝王、文人诗之外，普通百姓也往往采用四言的句式创作各种歌谣，以议论时事。如汉初百姓为歌颂萧何、曹参法令严明而作的《画一歌》：
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12]
太始二年（前95），由于太中大夫白中的建议，汉武帝命人穿郑国渠，引泾水“注渭中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余亩”，百姓为歌颂这一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好处而作的《郑白渠歌》：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3]
这两首歌谣，采用的都是四字一句的形式。在音顿、韵脚的安排方面，《诗经》基本一致，即每句采用“二/二”节奏，双数句押韵，属于比较规范的四言诗体。
除歌谣之外，西汉民间流行的一些谚语也常常以四言体写成。如：“鸟穷则噣，兽穷则触，人穷则诈”[14]“家累千金，坐不垂堂。”[15]“千金之子，不死于市”[16]“尺有所短，寸有所长”[17]等。
四言句式在歌谣、谚语创作中的大量使用及其在节奏、押韵等方面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四言诗的明显继承，表明四言体已在西汉民间被广泛接受并熟练运用，并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而且，四言体的句子短小，节奏感强，非常便于掌握，加之西汉前中期铜镜上所能容纳的铭文字数一般不多，因此，四言的句式自然就成了制作铜镜、编写铭文诗的民间工匠的首选。
其次，相比于《诗经》中的四言诗，为了适应语言的进化，汉代的四言体在体式上进行了一些自我调整。据葛晓音分析，汉代四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句式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由原来的两句一意变成了一句一意。”[18]这一变化，使得每个四言句的意义更加独立，相邻两句之间的联系、照应就不容易像《诗经》中那种两句一意的结构那么紧密。但汉代前期铜镜铭文中的绝大多数诗歌，篇幅都比较短小，且多由程式化的套句自由拼合而成，同一个四言句往往跟意义不同的语句相搭配，而不必刻意追求句意的连贯，如“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毋相忘”[19]“见日之光，天下大光，长毋相忘”[20]“镜以此行，服者君卿，所言必当，千秋万岁，长毋相忘”[21]，三首镜铭诗中，“长毋相忘”这一表达相思之情的诗句，分别与富贵、太平盛世、时间长久三种意义的语句相搭配。这种以语法独立的句子拼合成篇的创作方法，正好与汉代四言体单句意义独立的变化相适应。
再次，西汉晚期以后，铜镜铭文中四言诗的种类逐渐减少，到了东汉时期，四言体镜铭诗中比较规范的就只剩下“吾作明竟”这一类了：
吾作明竟，幽湅三商。规矩无祉，雕刻万方。四气像元，六合设长。举方奉员，通距虚空。统德序道，祇灵是兴。百牙陈乐，众神见容。天禽衔持维刚，大吉。服者公卿，其师命长。[22]
除了这类诗歌之外，东汉时期虽然还有一些镜铭诗用到四言句，但往往与其他句式搭配，已不是整齐的四言体。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镜铭中四言诗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四言体已不能满足铜镜发展对铭文表现能力的要求。汉代四言诗句法结构的转变，致使这一诗歌体式“不适宜由单句散行连缀成篇”[23]。与之相反，从西汉末到东汉时期，铜镜的纹饰内容、布局风格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每面铜镜所能容纳的铭文字数也有所增加。此时的铜镜铭文，一方面要承担对纹饰中的鸟兽、神仙、车马以及相关的神话情节、生活愿望等多方面内容的表现功能，另一方面，为了填充铭带上的空白位置，镜铭的篇幅也要有所扩大。以有限数量的套语拼合而成的铜镜铭文，这时已很难用四言句式写成较长的篇幅，更不能对复杂的纹饰题材完整地描绘，例如，东汉铜镜中常出现东王公、西王母、赤松子等神仙人物，仅列举一个人物的名称，就需要用三个字，除此之外还要对它们所能带来的长生、富贵、多子等好处加以描述，单句字数非常有限且不适合连缀成长篇作品的汉代四言体显然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因此，四言诗在镜铭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表现功能更强的七言体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