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释难》是对“设论体”赋的模拟
我们通过对《释难》篇的研读，可以看出，无论在形式体例还是行文风格上，《释难》都与东汉中后期的“设论体”赋一脉相承。《释难》在形式上与《答客难》《解嘲》《解难》《达旨》《答讥》《应间》《应讯》《解摈》《释海》等“设论体”文赋一致。[14]这类赋的共同特征是，“其篇名承战国对问之遗风，不以“赋”名。但它仍然遵循着‘述客主以首引’的构思方式，只是非‘极声貌以穷文’，而是‘辨是非以究理’。但这个‘理’也有一个基本的情感走向，便是抒发个人的牢骚，对他人的责难和疑问提出辩说”[15]。在篇名上多体现出答疑解惑，应对诘难、纠正对方的错误思想看法的特点。《释难》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开篇以庚子向潜夫发难领起，接着伯叔、秦子也相应向潜夫诘难，潜夫根据他们的问题一一予以辩驳，不卑不亢，应对如流，最后阐明事实的本质。
另外，从内容上看，《释难》在“辨是非以究理”这一点上也是与“设论体”赋的特点相一致的。这类赋“不是歌功颂德，而往往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揭露社会和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阴暗面”[16]。我们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等典型“设论体”赋体中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潜夫论·叙录》就云：
论难横发，令道不通。后进疑惑，不知所从。自昔庚子，而有责云。予岂好辩？将以明真。故叙《释难》第二十九。[17]
从《叙录》篇我们看出，王符写作《释难》并不是为了歌功颂德，弘扬后汉帝王的德治武功，其写作动机直指当时社会“论难横发，令道不通”，致使“后进疑惑，不知所从”的社会弊病。王符为了澄清事实，消除人们的疑惑，纠正时人的价值观，所以作了《释难》。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也明确表达了对诗赋功用的看法，“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18]。《释难》篇就是对这种赋学观念的实践。
作为王符好友的张衡，赵逵夫先生说：“张衡是最好摹拟的，但无论在题材上还是构思上也都有所探索与开拓。”[19]王符受到张衡的耳濡目染，拟作《释难》中也体现了一些开拓创新的意识。比如，对同一个问题由两个虚拟人物向主方诘难，主方一一辩驳；通篇不是针对一个问题主客方设问对答，而是选取三个不同的问题予以对答，且各个问题间的相关性不大。曹明纲先生就说：“（文赋中的虚拟对话）不仅大大丰富了文体赋的表现手法，而且在整个辞赋创作中也是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活跃因素。”[20]
叶幼明先生将东方朔《答客难》一类的“设论体”赋称作“对问体”赋，只是叫法不同，其实际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叶先生说：
所谓对问体，就是采用作者回答客人问难的方式展开描写议论，构成篇幅。通常是假设客人向作者提出质难，然后作者针对客人的质难进行辩驳或说明。其一难一答者，结构上就构成两部分；其两难两答者就构成四段。[21]
《释难》篇的形式和内容完全符合叶先生对“设论体”赋的阐释。叶先生又说：“对问体赋，有的是设客主就某一问题进行论难，以申述作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22]《释难》就是针对“尧、舜道德可否两美”“周公让管、蔡辅佐武庚，是否不仁与不圣必居其一”“今使举世之人，释耨耒而程相群于学，何如？”这三个问题展开论难，以阐明王符本人的思想看法，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从赋作创作的客观文学环境来说，东汉时期赋作模拟的风气较前代更盛。这一点我们从东汉时期赋作家对“设论体”“七体”“九体”的大量拟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赵逵夫先生就言：
从东汉初年至明、章朝的赋作承西汉末期的风气，模拟的现象比较明显，并且在赋的体式演变中，留下了印记。对《答客难》的摹拟起于扬雄，而对枚乘《七发》的模拟起于傅毅。[23]
叶幼明先生在《辞赋通论》中探讨“汉代辞赋的发展阶段”时，便将第三个阶段定为“汉赋的模拟期”，时间为“西汉末至东汉和帝，即从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至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共110年”[24]。王符的青年时期大体就处在这个时间，[25]这种客观文学环境自然促成了王符创作《释难》的可能性。在谈到“汉代辞赋的特点”时，叶先生进一步说：
模仿是汉大赋创作的重要风尚。枚乘作《七发》，继之者蜂起而成为“七”体；东方朔作《答客难》，继之者蜂起而成为“对问”体。[26]
总之，在王符所处的时代正是汉赋的模拟创作期，这是王符创作《释难》的客观文学环境。《释难》是王符有意模仿东汉“设论体”赋的作品无疑。澄清这一事实，对王符及其《潜夫论》的研究以及对汉代赋体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