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用人政策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一年后，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二千石官及各诸侯相互推举品行端正且能直言相谏之士，同时派遣使者带上帛和玉璧，用安车蒲轮征诏鲁国著名的儒士申公。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诏书中说：“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1］161董仲舒和公孙弘应诏脱颖而出。
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立《诗》《书》《易》《礼》《春秋》儒家五经博士。
公元前128年，武帝刘彻下诏推举孝廉人才。他引用《论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166表达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他称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古之道，要求朝中各级官员商议制定惩治官吏不荐贤的具体办法。
公元前124年夏六月，武帝刘彻再次下诏：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1］171-172
为此丞相公孙弘请求为博士官设置一定数量的弟子。这一举措大大激发了士人研习经学的热情，无形中使儒家学者大量增加，壮大了儒家力量。
诸多举措似乎都在证明着汉武帝对儒家的青睐，他的选才标准似乎是以培养和重用儒士为核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朝廷颁布的广纳贤能的诏书中反复强调的却是“士有特招，使者之任”。［1］180对于有非常才能的人，可以采取打破常规的方式吸纳他们到官吏队伍中来。什么是非常才能？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能否解决现实问题，与是不是儒生则没有关系。譬如公元前130年，朝廷“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1］164首先是“明当时之务”，即懂得当世事务，能为解决现实问题出谋划策。其次才是“习先圣之术”。元鼎二年（前115）秋季，江南遭遇水灾，加之寒冬迫近，如何救助灾民成为摆在朝廷面前非常紧迫的问题。武帝于是下诏征寻“吏民有赈救饥民免其厄者”。［1］182只要能帮助饥民摆脱困境，地方官吏尽可以上报朝廷，委以重用。从这两次对人才的征诏可以看出，武帝刘彻更重视实用性人才。元封五年（前106），刘彻身边知名的文武大臣因各种原因先后离世，所剩无几。武帝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急切。他说：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197
能够建立非常功业的人才通常与众不同。有的马会踢人，但却能日行千里。有的士人虽然品德不合世俗要求，但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才华。这样的人才就像不甚驯服的千里马，关键在于为上者怎么使用。这意味着刘彻在用人时不会仅仅局限于儒生，更不会单纯以道德文章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而从武帝身边真正得宠的大臣看，事实也的确如此。主父偃、公孙弘、张汤哪一个是真正的儒士？主父偃的人生目标不是儒家的求仁成圣，而是功名利禄。他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1］2803分明一个禄蠹之徒。公孙弘的治世理论是“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1］2618虎豹马牛本是人难以制服的野兽，但是一旦被驯服，就唯人是从。同理，借助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可以使国家按照人主的意图迅速发生变化。此番话全然是法家风范，哪里有丝毫儒家气息。在应对武帝的策问时，公孙弘只是泛泛解释了儒家的仁义礼智，着力详细陈述的却是“术”：“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1］2616在公孙弘看来，仁义礼术四者是治国之本，是对道的实践，不可废弃。但他最强调的是“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可见公孙弘骨子里接受的是法家思想，而且是法家思想中权谋的一面。所以他在为人上“性意忌，外宽内深”，凡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都会找机会除去。“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1］2621这也是后世学者认为儒学就是断送在公孙弘这类汉儒手里的原因。[2]但是就是这些表面上高标自置，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完全背离儒家教义的利禄之徒却纷纷成为武帝的股肱之臣，得到重用和宠幸。
从武帝朝的社会背景看，纯然用儒生亦非现实。首先是黄老、法家、纵横等学说在社会中依然占有很大势力。其次，整个社会好利轻义，蔚然成风，缺少发展儒家的基础。
武帝继位之初，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156申、商、韩非指法家，苏秦、张仪指纵横家。卫绾专门提出要清除这两家的言论，认为它们惑国乱政，说明这两家学说在汉朝思想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从武帝身边一些大臣的学缘和所作所为就能看出这一点。参与逼迫张汤自杀而被武帝诛杀的三长史之一边通“学短长，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1］2645“短长”即纵横家思想。武帝的宠臣之一齐人主父偃也是先学长短纵横术，晚年则学《易》《春秋》和诸子百家之言。［1］2798而使他摆脱窘境、受到关注的上武帝书中，“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1］2798八事之外的一事“谏伐匈奴”中，他引用李斯规劝秦始皇勿伐匈奴所言劝谏汉武帝，由此可见主父偃受法家影响之深。滑稽之臣东方朔上书武帝论治国时，所言是法家的“农战强国之计”，“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1］2863-2864对李斯“遇其时”而“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1］2867的人生迹遇，东方朔更是充满艳羡之情。法家和纵横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法家和纵横家之外，黄老思想依然存在并有一定势力。《汉书·杨胡朱梅云传》记载：“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杨王孙在病将离世时，要求其子将其裸葬。理由是“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儒家一向重视葬礼，认为养生而送终是善始善终的表现，是孝的要求，也是礼所必须。但是汉代有些儒生，生不善待老人，老人离世后却以厚葬博取仁孝之名。杨王孙认为这种做法偏离了礼真正的目的，因此加以反对，试图通过自己裸葬的行为对这种社会风气予以矫正。综上所述，武帝时期百家没有被罢黜，儒家也未能获得独尊之位。
其次，武帝朝逐利之风浓郁，致使重视仁义的儒家难以发扬。从朱买臣、主父偃等大臣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
朱买臣被武帝任命为会稽太守后，武帝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1］2792朱买臣于是怀揣太守大印，但是却穿着平常衣裳踏上归乡路。在会稽郡邸上演了富于戏剧性且能折射当时现实的一幕。郡邸中人在不知朱买臣已授太守之职时，对他不理不睬，倨傲无比。及至知道他就是新任会稽太守，态度大变，毕恭毕敬。而此前因为贫穷而鄙视朱买臣，开中国历史上“休夫”先河的买臣之妻在见到发达后的朱买臣后，羞愧难当，自缢而亡。此种情形与战国时苏秦在发达前后感受到的世态何其相似。势、利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可以想见。
对权势利禄的狂热追求不仅见于个人修养较低的普通民众中，即使在儒士这个专门学习、传播儒家教义的群体中一样是嫌贫爱富，先利后义。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他之所以离开家乡游学异地，就是因为贫穷而受到齐地儒生的排挤。那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及至做了齐相，“诸君迎我或千里”。［1］2803前后鲜明的对比使主父偃辛酸且愤怒，散五百金后，与这些见利忘义的昆弟宾客彻底绝交。但是这批人离开了，另一批追权逐利之徒又聚集在他身边。主父偃富贵时，门庭若市，门客上千。及至主父偃“族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1］2804人们毫不掩饰地逐利、逐富贵而行。为了利，可以不顾廉耻，不择手段。这一切与法家兴起的战国时期“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3］1442的社会背景完全相同。所以虽然武帝试图唯儒独尊，但诸如仁义礼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70-71等儒家教义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即使士阶层也仍然以富贵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标杆。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朝廷招揽方正、贤良、博学之人，提高儒学和儒生的地位。同时，为了弘扬儒家教义，公孙弘以丞相身份，盖布被，吃陋食，欲为天下人做出榜样，“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3］1424可见武帝时期的社会现实使得儒家缺少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却有法家、纵横家等诸子发展的土壤。这就决定儒家不可能独尊，法家也不可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