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表明其撰述之缘由及思想，乃全书纲领性的篇章，有其丰富的蕴含。序志者，彰显其撰述《文心雕龙》之志向也。《文心雕龙》探讨“为文之用心”：“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1］162广袤的时空，人为三才之一，而禀五材之秀，为万物之灵；然而生命又极其脆弱，因此刘勰提出“树德建言”以期流芳百世。“树德建言”是刘勰志向的表述，也是其撰述《文心雕龙》的根本动力。而且，刘勰将这一志向做了艺术化的处理：“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1］163自幼便追求美好，文才出众，若有奇遇；而立之年，受到圣人孔子之垂顾，“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1］163，而“丹漆之礼器”乃儒家礼乐教化的艺术性表述，刘勰的思想乃在于传承圣人之教化，体道行志。刘勰以为，传扬圣人之思想与教化，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注解经书，阐扬儒学之要义，使圣人微言大义表白于天下，化行人间，经世济民。所惜者，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孤明先发，“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即从整体上无法对圣人思想的精髓有所发明、阐扬，因而刘勰独具慧眼：“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1］163在刘勰看来，文学是实践儒学经典的另一重要途径，也是阐释、传扬圣人思想精髓，体道行志，进而发挥经世济民作用的坦途。《序志》说：“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1］（165）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表述。
可见，“树德建言”即传统“三不朽”之立德立言，是人生的一大理想。在刘勰看来，就是畅论文章，以传扬、实践圣人之思想，体道行志，经世济民，使文章发挥其应有的功用。这是刘勰论“为文之用心”的基本思想，也是其身为士人之“志”的重要体现。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说：“彦和著书，自成一子，上篇二十五，昭晰群言；下篇二十五，发挥众妙。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宗经述圣，此所以群言就冶，众妙朝宗者也。”［2］118刘永济说：“历代目录学家皆将其书列入诗文评类。但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彦和之作此书，既以子书自许，凡子书皆有其对于时政、世风之批评，皆可见作者本人之学术思想（参见《诸子》篇），故彦和此书亦有匡救时弊之意……彦和从文学之浮靡推及当时士大夫风尚之颓废与时政之隳弛，实怀亡国之惧，故其论文必注重作者品格之高下与政治之得失（参看《时序》《才略》《程器》等篇）。按其实质，名为一子，允无愧色。”［3］2指出《文心雕龙》乃“自成一子”，实为卓见。
其实，这一思想，刘勰有过明确的表述。《文心雕龙·诸子》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1］63“博明万事为子”，子书乃“入道见志之书”，杰出士人追逐、效仿圣人，体道行志，发表自己的思想，且以之而“名悬日月”，自求不朽。道乃刘勰心摹力追、珍视尊奉之最高原则，诸子能够“博明万事”“入道见志”，明了事理，通达万物之情，自立门户，有其独特的思想性，仅亚于“道”，贡献颇大，地位亦高。而且，圣人与诸子并世而出，如鬻熊为周文王之师，有《鬻子》一书，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有《道德经》传世。“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1］63——诸子起源于“圣贤并世”之时，经与子同源异流，也就是说子书乃可堪比拟经书之作。如此，刘勰提高“入道见志”的子书地位，可堪比经，且能立言而不朽。诸子之书，“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可分为“纯粹”与“踳驳”两大类别。刘勰在原道、宗经思想的指导下，折中批评，却也更肯定诸子之书入道见志的独创性与思想性。论两汉诸子，以为“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1］65源流于经书，而有所发挥，也是同样的意思。
不但诸子如此，在刘勰看来，史传也是秉承经之思想，体道行志，而表达其褒贬美刺的精神。史传具有“居今识古”的认识价值：“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1］58事实上，史之产生很早，而孔子悯王道之缺失，伤斯文之衰坠，“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左丘明得夫子之微言大义，“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史传》）［1］58-59传乃“转受经旨，以授于后”，事实上就揭示出经书与史传的根本一致性，或者说经书乃史传的指导思想，史传则要贯彻经书的宗旨，即刘勰所说：“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1］60既“详悉于体国”，又“博练于稽古”，从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来关注、理解。为达到“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之目标，要有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即秉承经书的思想原则，而撰述史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刘勰认为司马迁《史记》，虽有“条例踳驳之失”，却仍差堪比肩《五经》，所谓“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也。而班固《汉书》乃有“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1］59，故而为学者所尊仰。《史》《汉》二书，皆能以《春秋》经传的举例发凡为准的，“有心典谟”。刘勰强调史传的实录精神，但也肯定为圣贤隐讳，所谓“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实际上是贯彻史传的“表征盛衰，殷鉴兴废”、褒贬美刺的理想主义精神，因而肯定“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1］62，更好地实践体道行志的经典精神——“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1］62
实践经书的精神，体道行志，经世济民，自然能够达到立言不朽的境地。《诸子》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1］63三不朽之说，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有曰：“太上，谓人之最上者，上圣之人也；其次，次圣者，谓大贤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贤者也。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谊、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虽经世代，当不朽腐。”［4］1152刘勰的这一思想，与曹丕《典论·论文》之说如出一辙：“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5］因而刘勰颇为感慨：“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1］65“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1］66事实上，刘勰撰著《文心雕龙》正是以“立德何隐，含道必授”的心境，表达其“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的智慧与思想；并且认为文乃士人必备的修养，“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1］162，文学乃实践其体道行志、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途径。不过，人之才能，多有偏擅，颇难兼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1］161，职位卑弱之文士，往往多受人之诮诅，因而指出“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君子应兼备文武之术，待时而动，体道行志，而能经世济民。张光年在《程器篇》译后记有曰：
程是衡量。器是器用。不是衡量日用器具，而是希望文人成为济世经国之大器（包括“大器晚成”之器），而唾弃当时士族文人（贵族子弟）的不成器。现代的文人，虽然不大可能成为刘氏热望的文武双全的治国良材，也要力争成为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德才兼备，能以发自肺腑的作品为国争光，成为我国文学史、人类文化史上的“大器”，那就是不朽的贡献了。［6］100
刘勰因此批评近代之论文者“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忽略了文学的本原，而注重于毛发、枝叶等末流，遂使迷而不返，认为文学及其理论应该“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1］164，建立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理论，并且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1］165。显然，《文心雕龙》是刘勰强烈的体道行志、经世济民思想之实践，探求文学之本原，而且始终能够贯穿、彰显这一本原思想，使文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