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生死的大气魄
诸子百家思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社会上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动乱时代；在工商及经济层面却是开放而自由发展的时代；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更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灿烂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终于抬头，开始积极认真地思考人的生死问题。刘明就认为，“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对生死问题做过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思考。”［12］的确，从今天来看，先秦诸子对人生涉及的一系列生死问题都予以细致而详密的思考，诸如生命本质、死亡本质、人死后的存在与归宿、死亡态度、死亡处置仪式、生命价值等，而且儒、道、墨、法等政治派别不同，所保持的生死观也各不相同。虽然他们的生死观千差万别，但共同点也非常鲜明，那就是对生命的无限重视和热爱，能够坦然面对生与死。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关于生死问题的探究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成果丰硕，影响深远。［13］
首先，他们认为有生有死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
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医学，都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把每一个人的身心、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植物，看作一个整体，同时把全世界看作一个过程，把每一个事物的存在也看作一个过程。”［14］在生死观上，先秦诸子认为生死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儒家对生死问题所持的观念是唯物的，大多数的儒家认为，生是一个发端，死是一个终结，生死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生死是一个不断交替和流转变化的过程，气聚则为生，气散则谓死。所以，《周易》有言曰：“生生之谓死。”也因为此，他们十分重视“生”，认为最好的“生”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生命本身的爱护自然不在话下。《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样记载：“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生死既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有生有死，人活着就应该行使好生的权利和责任。
道家的生死观是任其自然的，没有儒家那么多礼仪道法的内容。《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他们认为生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生也好，死也好，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状态。从生到死，从死到生，不是人为能够改变的，生死也就不是谁能够主宰的。“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知北游》）不但如此，生命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同形态的不断转换，任何的生命都应该看到这种相对的存在形态，不喜不悲。诸如《秋水》中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的，或者说人总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者。［15］在先秦诸子所构筑的理想世界中，既包括生，也包括死，生死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由生到死也就在这个理想世界之中。所以，先秦诸子能够抱着一种坦然的态度超越生死，能够更深刻、更客观地思考种种社会、人生问题，最终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的辉煌。
其次，坦然面对一切死亡。
生命是从生到死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然而面对死亡，毕竟很少有人能做到坦然，因为人们常常认为死亡是悲哀的。其实不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是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16］所以，从人类长期发展来看，死亡恰是人类不断更新、不断向前的关键点。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而，只要活出了人生的滋味，就不必花尽心思去思考末尾的死亡问题。“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死亡并不可怕，如果已经成就了仁义道德，那就坦然面对死亡，无须恐惧和害怕。所以，儒家是非常重视以道义作为衡量生之价值的标准的。有道则死，无以为憾；相反，无道而死，背弃道义，重利忘义，则被视为人之耻。
庄子面对死亡就显得更为任性和洒脱。他认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当人的身体守着糟糕的社会现实的桎梏和奴役，死亡反而成为一种解脱，一把可以打开枷锁获得自由的钥匙。“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由此看来，生死就是人之常情。对“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对待生死，就应该像面对自然的四季一样，坦然淡然。“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所以，生死一体，平等对待才是正确的态度。
在生死中理解生死，在生死中超越生死。唯其如此，当超脱了生死的狭隘的束缚，个体生命才能获得解脱，诸子才能以其绝顶的智慧完成让千秋万代为之瞩目的思想巨作。
怀特海说：“人类天才在纪元开始前后十二个世纪达到了顶点。……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产生了荷马的诗和各式各样的孔夫子式的思维方式。往后知识和技术当然都有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沿着这个黄金时代的活动所开辟的道路走的。”［17］先秦诸子的生命修养是值得永恒探究的，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就是永恒的，探究不尽的。无论是他们的独立的批判精神、对宇宙生命规律的尊重，还是超越生死的大气魄，都使得诸子成为今天大学生效仿的精神楷模，是全人类精神文化中永远璀璨的瑰宝。钱穆在论及礼时，有一段非常精辟深刻的话，他说：“尤使后人向往的，如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以赋诗来代替外交讨论之聪明与风雅，以及在两军对阵中相互间之馈赠与慰问的诚挚和大方。以及孔子的对于音乐与自然之爱好，及其对于口常之严肃生活一种极细腻极恰适之调和，实可想象起中国古代人生一种文学的与艺术的了解，与其在现实人生境界中之崇高幽微的风格。因此我们若说中国古代文化进展，是政治化了的宗教，伦理化了的政治，则又可说他艺术化或文学化了伦理，又人生化了艺术或文学。”［18］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