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庄骚：人格精神的相通
清人龚自珍评论李白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7]道出了李白身上统合了庄子、屈原之人格精神；也指出了“庄骚”有相通之处，应该说这早已是学界之共识。那么，“庄骚”有哪些相通之处？学界前辈如郭维森、曹文星、雷德荣、孙克强诸先生均有颇为中肯的学术创见。笔者认为，“庄骚”相通之处有二：一是先秦时期的庄周和屈原共同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抒情范式之开创者，“前者开创了以散文为主要领域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开创了以诗歌为主要领域的浪漫主义文学。”[8]二是人格精神的相通，亦即人格精神、悲剧意蕴的相通。庄、屈二人，一狂一狷，然都执着于理想人格、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无论是庄周对‘道’的热烈礼赞、对‘逍遥’人生和‘至德之世’的深切向往，还是屈原对故国的深挚热爱，对‘修洁’人格和‘美政’理想的坚贞追求，其精神实质都是对现实的否定，对理想的追求。”[9]他们都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屈原《离骚》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0]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11]都有着怨怼不平、牢骚不遇的人生体验。这种人格精神、悲剧意蕴的相通，正是庄骚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赵壹，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1），卒于汉灵帝中平（184—188）年间，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市）人，主要活动于东汉末年政局黑暗、官场腐朽的顺、桓、灵三朝。《后汉书·文苑传》载：“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12]可见是风采绝伦之士。汉末名臣皇甫规与赵壹均为当时陇右知名之士，也许是出于对乡贤的敬仰，建宁元年（168）赵壹迁为弘农太守时曾拜谒皇甫规，遗憾的是“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及皇甫规追书致歉，赵壹答曰：“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旋辕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君，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13]这种严厉的态度实际上表现了赵壹对皇甫规等中良贤俊的极高期许。
汉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带来了空前便利。在陇右地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中，赵壹可以接纳、选择、融合的文化资源就丰富得多了。作为陇人，赵壹又深受陇右文化刚健气息的涤荡，具有骨鲠中正、刚正不阿之性格。此种种复杂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赵壹的生命体验格外沉痛激烈，艺术表现异常杰出特立。庄子与屈原是楚文化孕育之精灵，[14]赵壹与庄子、屈原一样都有着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性，都因品行正直而屡屡碰壁而难容于世。屈原在《离骚》中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来表现自己的高洁人格。赵壹《刺世疾邪赋》中以“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15]来表明自己坚贞高洁、不同流合污之志向。他们都对群小当道的世俗予以尖锐的抨击。屈原在《离骚》中怒斥群小邪恶之徒：“固时俗无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16]庄子在其文章中批判“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17]的黑暗世道。赵壹《刺世疾邪赋》中则对“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的浑浊世风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可以说，与庄周、屈原一样，赵壹辞赋批判的尖锐性同样在文学史上始终放射出不灭的异彩。他们还都对腐朽政局中孕育的社会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国家命运深深忧虑。《庄子》中指斥暴政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社会画面：“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18]屈原《离骚》云：“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赵壹《刺世疾邪赋》同样表现出这种忧虑：“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坐积薪而待燃？”[19]可见，赵壹无论在人格精神上，还是在悲剧性的心理体验上，与庄骚人格具有一脉相承之渊源关系，我们不妨说，赵壹创作的成功也是陇右地域文化与楚文化、商宋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
明人陈子龙《庄周论》云：“愤必怨，怨必深，深必远，远必反。……庄周者，其言恣怪迂侈。所非呵者皆当世神圣贤人。以我观之，无甚诞僻，其所怨亦犹夫人之情而已。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忠厚之士未尝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诗歌是也。而辨激悲抑之人，则反刺诟古，先以荡达其不平之心，若庄子者是也。”[20]相似的人生际遇，相似的忠正骨鲠性格，相似的怨愤不平、压抑难忍，是赵壹与庄骚人格相通的心理体验基础。古代士人舍生取义、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精神则是其人格精神深深相通、异代共鸣的根本原因，宋人司马光所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21]正指出了赵壹之所以能“融通庄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