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内容的衔接问题：以“效陶诗”为例
文学史教学内容要求史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文学史线索的条理清楚。但在2014版6月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陶渊明的符号意义”一节内容的衔接中，在“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这个小标题下，“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19]不应当是萧统，而在萧统之前就有许多人发现了他的文学价值。另外本节内容把推崇陶渊明人格和其文学价值的大家突然就从萧统跳跃到宋朝的苏轼和朱熹，这中间不应当省略许多大家对陶渊明价值的推崇。
从现存资料来看，第一位发现陶诗文学价值的人应该是刘宋时期的诗人鲍照的《学陶彭泽体诗——奉和王义兴》：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樽酒满，朋旧数相过。
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坐，叹息望天河。
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20]
诗中对世事变迁感慨系之，而身世飘零唯有效陶与老友饮尽樽中酒，临窗援琴，深夜望天，唯余叹息而已。第二位应当是沈约，他在《宋书》中为陶渊明作传，将其归入《隐逸传》，在《陶潜传》中收录了陶渊明多篇作品，这说明沈约对其文学才能的肯定。第三位是江淹，他的《陶徵君潜田居》是效陶诗中的佳作：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21]
这首田园诗是对田园生活自然真实的描述，风格恬淡宁静，语言朴实颇得陶渊明之神韵。第四位是钟嵘，他在《诗品》中给了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桂冠。[22]钟嵘对于陶渊明的文学渊源见解独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23]此为最早对陶渊明文学渊源的判断，又对陶渊明的语言第一次用“田家语”命名，为陶渊明“田园诗鼻祖”的说法奠定了基础。第五位才应该是萧统。
隋末唐初的王绩“常爱陶渊明”[24]，我们熟知的《野望》颇得陶诗之风采。唐代第一首“效陶诗”应为崔颢的《结定襄郡狱效陶体》[25]诗旨得陶渊明田园诗自然恬静之美。盛唐李白学陶之歌咏和饮酒，王维得其清腴风格，孟浩然得其闲远之旨，储光羲有其朴实无华，韦应物有其冲和神韵，柳宗元有其峻洁风骨。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继承并发展了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维中年丧妻后倾心于禅宗，便在辋川别业隐居，他的空灵的禅诗充满了闲适自在之感，与陶诗的闲淡有几分神似；孟浩然曾在鹿门山隐居，终身不仕，孟诗大多流露出浓厚的田园气息，与陶诗的安于田园的农家也有几分神似。韦应物是大历时期（766—779）效陶成就最高的诗人。韦应物曾说，“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26]他写的《与友生野饮效陶体》和《效陶彭泽》是标准的“效陶诗”。白居易因得罪唐宪宗，加上其丁母忧和丧幼女金銮子，遂开始了村居生活，后来又被贬“江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效陶体十六首》，诗旨闲远清幽，高雅闲淡，得陶诗神韵，在此不做赘述。
苏轼是逐篇和陶，有和陶诗78首，其实他所作的和陶诗远不比这个数，多达120篇。宋代诗人如‘中兴四大家——尤、杨、范、陆”——及大词人辛弃疾受陶渊明的影响也非常深。宋代诗人创作了大量“和陶诗”，共计415首，其创作主题从达官显贵到江湖游子，虽身份迥异，但他们都欣赏陶渊明的高尚节操与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和陶诗”中共同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世俗名利的厌倦，对高洁人格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生真义的求索。“在艺术上，他们学习了陶诗高远的情趣、疏淡的风格、平易的语言。同时融入了宋诗尚议论、好用典的特色，形成了宋代和陶诗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当然也存在疏于造境、直白浅露的遗憾。”[27]
宋代一大批和陶诗人开创了“和陶诗”诗歌类型，引领了金、元、明、清更大规模的“和陶”文化潮流，特别是在异族统治的元代产生“月泉吟社”等遗民诗人效仿陶渊明的遗民心态，在此不做赘述。
陶诗传到朝鲜后，杰出的诗人金时习（1435—1493）因崇尚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遂走上了弃仕归隐的道路，“从其《梅月堂集》来看，他除了创作许多追求陶诗意境、风格的诗歌外，还创作了52首和陶诗，无论从和陶诗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在国外的和陶诗人中能与之相匹者是不多的。”[28]
自陶诗传到东瀛日本之后，“16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日本的汉诗诗人或学习陶渊明的诗歌风格，或学习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处世态度，或模拟陶诗的创作技巧，形成了日本汉诗诗坛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和陶诗的作者虽然都是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而是把陶渊明当作了自己诗歌创作上的导师。”[29]
总而言之，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文学现象中梳理出文体演进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思考这些文学创作规律和文学现象之间的演进与衔接问题。以四言诗为例，《诗经》代表了四言诗早期成就，两汉时期由于三家诗和四家诗的普及，作家们熟练运用四言体创作了一大批四言诗和赋，从数量和质量上看，真正繁荣时期应该是魏晋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四言诗与赋依然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当代“百城赋”文化现象与人文始祖公祭文中的四言诗创作也是需要关注的文化现象。以“效陶诗”为例，文学史教学内容要求史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这也是我们在讲授和学习中尽量追求的目标之一。
【注释】
[1]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2页。
[2]牛香兰：《汉魏六朝四言诗与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9月。
[3]张侃：《汉代四言诗流变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6月。
[4]同②。
[5]牛香兰：《汉魏六朝四言诗与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9月。
[6]同④。
[7]诸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8]王学军：《论先唐文学的演进机制、基本要素及不完备性》，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第46～53页。
[9]同①。
[10]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1]赵雷、李文倩：《四言诗与雅乐的离合——从诗乐分离的角度考察四言诗衰落的原因》，载《学术交流》2008年第2期，第146～149页。
[12]葛晓音：《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0～79页。
[13]忽培元：《大庆赋》，载《光明日报》2007年4月9日第4版。
[14]尤文贵、郑朝阳：《温州赋》，载《光明日报》2007年5月21日第4版。
[1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白四十九）·经籍考七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4页。
[16]载网上祭拜伏羲网.［DB/ON］.http：//fx.tianshui.com.cn/。
[17]载公祭黄帝网［DB/ON］.http：//www.huangdi.gov.cn/。
[18]徐丹：《魏晋四言诗分类研究》，贵州大学2007年6月。
[1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20]〔南朝宋〕鲍照著，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6页。
[21]〔南朝〕江淹著，〔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6～157页。
[22]〔南朝梁〕钟嵘著，韩晶译注：《诗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23]同④。
[24]〔唐〕王绩著，王国安注：《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25]〔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页。
[26]〔唐〕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63页。
[27]陈可人：《宋代“和陶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6月。
[28]吴绍釚、陈彩娟：《论朝鲜诗人金时习的和陶诗》，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9]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