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献检索情况与研究综述
2018年，以“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检索词的学术论文统计情况详见表5。由此不难看出，2018年度学界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热度不减。
表5 2018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献检索统计表
通过对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相关研究主题的分析，2018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公共文化服务一般研究
柯平等认为新时代我国文化事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建议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治化与政策体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与社会化，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化、标准化与均等化。[23]
王迪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着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偏差与矛盾。其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公共文化提供者在决策、服务和考核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为此，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在五个维度上完成必要的转向，即从“外部观看”转向文化共享式的移情理解、由整体化思维转向族群细分的视角、由沙盘图上的俯瞰转向流动中的生活秩序、从审阅数字化信息转向考察实际效果、由单方向的供给转向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有可能使供给与需求更好地契合，实现民生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以人为本”。[24]
胡税根和陶铸钧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认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逻辑可以从公共性、文化性、服务性及技术性等四个层面进行检视。此外，他们还认为通过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逻辑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推动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25]
李少惠和王婷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考察“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发现政府部门在职能定位与组织利益、服务导向与政绩导向的权衡中表现出“重政绩、树典型、积极主导”的实践行为；社会组织在文化治理理念的引导下，基于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严重的现实考虑，为发挥职能纽带作用在创建工作中体现为“强依赖、弱整合、协同参与”的行为策略；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缺失导致其处于“无参与、零反馈、被动受益的状态”。[26]
傅才武和张伟锋对2011—2016年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已达失衡状态；公共文化资源已呈现出东部最优、西部次之、中部“塌陷”态势；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区域分化严重以及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区域分化不断加剧是制约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进程的主因。[27]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李锋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增加不仅未能有效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体验，反而形成了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相对过剩”的尴尬局面。基于供给悖论的发生逻辑和供给效能的检视，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改革更应着力于供给侧，探索供给驱动与需求引导相结合的供给侧改革路径。[28]
黄梦航认为现阶段的基层农村，民间文化快速兴起，公共文化事业发展逐步陷入“送文化遇冷、种文化无路”的困境，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项目效率不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以民间力量激活公共资源，成为新时期文化政策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29]
陈庚和崔宛认为，受农村居民自身参与认知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在整体上处于浅表式参与层面，呈现出参与频次较低、参与时间较短、参与内容重娱乐化、参与交通成本偏高的特征。通过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主体性、疏通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形成农村文化内生供给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实现城乡文化均衡发展。[30](https://www.daowen.com)
尹婷婷等通过对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9个乡镇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问题的实地调研，指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公共文化活动缺失、公共文化信息发布不顺畅、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低下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并提出财政投入往基层倾斜、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大力挖掘和发展民族文化、培育新型村民以及大力发展民族产业、以经济带动文化发展等对策建议。[31]
靳浩辉以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为例，对祠堂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嵌与重构问题进行系统阐释。其认为转化后的祠堂一方面代表传统民俗文化的祠堂，另一方面代表现代公共文化的文化礼堂，拉近了政府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的距离，发挥着利用文化进行农村社会治理的“大使命”。[32]
3.公共文化数字化与精准化研究
姜雯昱和曹俊文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方面仍然需要突破基础设施均等化程度较低、资源内容精准化程度较低和服务环境管理精细化程度较低等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供给服务的市场化参与程度较低、需求采集机制的精准化程度不够及相关法律保障法规和政策涉及内容较少等。因此，应从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提高数字化需求采集和预测技术的使用率、普及率，完善以数字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的相关法律政策等方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精准化供给[33]。
林敏娟和石良亮借鉴“精准扶贫”的内涵，利用“5W1H”（Why，What，Where，When，Who，How）从精准识别、精准供给、精准管理和精准评估等维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的分析框架，并从服务主体、社会公众以及技术等方面探讨了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实现的制约要素及其路径[34]。
4.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唐亚林和刘伟认为党建引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构成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在回顾和反思现有公共物品（服务）、公民文化权利、文化治理三种视角基础上，指出党建引领视角下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有五大实现机制，即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组织嵌入机制、阵地拓展机制、平台协商机制、政策激励机制。[35]
陈世香和苏建健系统分析了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的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并认为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36]
翟小会认为当前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遍存在着供需脱节、服务效能不高、文化服务层次低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公共文化服务管理部门和供给机构树立需求管理理念，用需求管理的办法对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进行信息收集、需求分析和需求引导。[37]
5.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研究
曾鸣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的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但上网频率则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成反比。从作用机制看，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政府财政支出、居民公共事务参与以及完善财政监督的途径提高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38]
周强基于对全国267村4078户农民调查发现：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状况一般，设施建设率为40%左右；农户对于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仍显不足；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具有较好的公益性，92.3%的农户表示可免费使用公共文化设施。农户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较为满意，其满意度受年龄、相对家庭收入、区域、公共文化设施使用和生活满意度五方面因素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农户的年龄越大、家庭收入越高、公共文化设施使用越多、生活满意度越高，则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满意度越高；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农户的满意度高，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户的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别。[39]
何昀和刘希琼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因素，结果发现：上网的频率、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和年龄对城乡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均产生显著影响；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率对城市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则不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性别对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对城市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则不产生显著影响。[40]
文立杰等基于Z自治区4市8县（区）38村的1434份调研问卷，构建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满意度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复相关系数倒数为权法确立指标权重，计算38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满意度指数，以此进行层次聚类分析。研究发现，Z自治区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满意度普遍不高；各市之间差异明显；所有指标中文艺体育设施是最大短板。[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