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与城市化

第一，行政区划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王开泳和陈田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该研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此外，该研究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得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的结论。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16](https://www.daowen.com)

陈妤凡、王开泳统计和分析了1978年以来全国撤县（市）设区的数量变化和分布特征，并总结和归纳了这一行政区划调整频繁的动因。研究发现，1978—2016年间全国共有231个市辖区调整的案例，90%以上的市辖区调整发生在1997年以后，且以撤县（市）设区为主；1997—2002年和2011—2016年为全国撤县（市）设区的高峰期，尤其是2010年以后增长态势明显；撤县（市）设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撤县（市）设区的主力军；基于“核心-外围发展理论”，我国撤县（市）设区频繁的动因可归纳为六点，即撤地设市后的建制性调整、市管县体制下的区域统筹、撤县设市冻结后的体制性调整、省管县体制下的政府竞争、大城市情结下的结构性调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主要手段。^[17]

此外，贺曲夫和曾万涛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化率过半，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必然要求行政区划建制向城市行政区建制转变，新型城镇化对我国中心城市市辖区体系改革与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在梳理我国市辖区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其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市辖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在市辖区层级上改变“二层四等五级”市辖区；明确市辖区类型，包括中心城区市辖区，并根据不同类型探索不同的设区模式，如县区整合优化设区、县区合并、各式开发区设区等，构建与完善一个符合我国东中西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的、指标体系科学完善的设区标准等。^[18]

第二，行政区划与城市化的整体空间布局。赵彪基于1954、1985和2015年县级行政区划数据，通过构建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空间数据库，采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县级行政区划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政区形态方面，我国基层政区规模在不断扩大，县级政区半径扩张幅度在10公里左右；县级政区存在着由1949年初的县半径＞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逐步转向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县半径的规律，且西部地区的县级政区规模更大；县级政区半径呈现明显的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逐渐增大的趋势。在政区特征方面，高紧凑度和低紧凑度的县级政区较少，受山脉和河流走势的影响较明显；多数县级政区偏心度较低，行政中心距几何中心较近；北方比南方的县级政区更加不规则，胡焕庸线两侧的县级政区破碎度存在明显差别。^[19]

吴建民和丁疆辉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其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此外，该研究还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