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乐观主义：中国理论界对“大数据治理”的整体期待
随着舍恩伯格与库克耶的《大数据时代》译至中国，“大数据”在中国学界引发热议。在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治理改革的共同推动下，这股热潮不断升温。2012—2018年，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以“大数据”为主题的中文论文从22篇上升到1342篇（如图1）。
图1 以 “大数据”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在CSSCI 上的发表情况（2012—2018）
相较于西方理论界，中国理论界整体上对“大数据治理”充满着技术乐观主义的期待。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大数据治理”被认为是扫除传统政府治理弊端的一次关键机遇。马建堂指出，“在国家治理领域，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智慧政府建设，大数据为解决以往的‘顽疾’和‘痛点’提供了强大支撑”[17]。在这个宏观认知下，理论界对于大数据技术寄予厚望。
第一，大数据技术将有助于多元治理。数据开放与共享是大数据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大数据治理的重要前提。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所言，“作为公共财产的政府数据，本质上属于人民，应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让这些数据回到人民群众中去”[18]。大数据技术运用所带来的数据开放与共享将促使政府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在大数据、云计算、社会化媒体等全新信息技术的猛烈冲击下，原来存在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差、文化差、知识差、能力差正在逐步消除。”[19]开放的政府体系将有助于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推动政府从‘权威治理’向‘科学治理’转变，由政府单一治理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型”[20]，从而实现政府决策与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
第二，大数据技术将有助于科学决策。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前，政府决策大量地依赖于行政官员的经验判断。在社会结构简单化的条件下，这种经验判断的效果较好，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也较为积极。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对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依赖经验判断的决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趋势。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治理领域的运用，大数据治理能够实现“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治理”[21]。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的数据决策将取代传统的经验决策，从而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政府决策将转向尊重数据、相信数据的事实决断，通过大数据分析搜集民意、舆情，将大数据转化为政策资源。”[22]
第三，大数据技术将有助于精准服务。建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目标导向。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多元化，使社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从而造成“供给-需要”的失衡。各级政府需要大量的行政成本进行深入调研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也只能依赖经验对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进行主观评估，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的公共服务供给难题。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大规模、全方位的数据搜集与处理，以“用户的实时数据为基础，分析民众的需求和情绪变动，能够准确分析出个人、组织与社群之间的相关性，以此为依据制定出‘量身定制’的政策”[23]，从而有效地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可以说，“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决策更科学、公共服务供给更精细、公共服务体系更科学、公共服务监管更有效”[24]。
中国理论界对大数据的关注似乎预示着大数据治理改革将是一个由技术创新拉动治理改革的理想范式。在这种理想范式中，政府改革的未来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乐观结局。当前地方政府拥抱大数据技术的积极态度也正是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表现形式。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理论格局还存在着进一步讨论与研究的空间。一方面，中西方理论界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差异性认知需要厘清。西方理论界的经典辩论根植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其是否适合于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治理改革，中国的技术乐观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等问题都需要深化研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忽视了制度性要素在地方大数据治理改革中的作用。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将大数据技术理解为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并对这场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但是，现有制度对于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事实上，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大数据治理改革的实践深度。因此，以制度研究为抓手，深入研究大数据技术所嵌入的制度环境是理论界需要重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