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促进活动研究

2018年，理论界对投资促进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成果等人考察了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指出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也诱发了大量逆向选择问题。非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不仅不会发挥促进作用，反而会对上市后的被投企业表现出“盘剥”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投入。^[10]刘建研究了ppp融资模式对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作用，他以广东东莞为例指出，解决公共服务供给融资问题的最好模式是ppp模式。地方政府应该完善和落实负面清单制，在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中加大PPP项目库储备，及时对项目库进行清理。在提高PPP项目落地率方面，地方政府要进行系统性支持与保障，探索公共服务PPP项目资产证券化。^[11]蔡静分析了促进创业投资的税收政策，她对我国现行激励创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提出加快解决现行税收政策对公司制创投企业存在的双重纳税问题，并建议允许创投机构计提投资损失准备金并按一定比例在税前扣除。^[12](https://www.daowen.com)

投资促进活动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律星光认为优化服务是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的重要抓手，围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营造亲商安商环境要求，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周期，靶向解决实际困难，推动民间投资加快落地。^[13]陈昊等人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提高显著促进了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增长。^[14]黄启才研究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他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研究自贸试验区政策试点对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地区吸引外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政策效应随自贸试验区的平稳运营逐步上升。^[15]李莉等人分析了政府投资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认为当代中国的产业集聚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政府投资对产业集聚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政府投资对产业集聚同时产生了“促进效应”与“抑制效应”。李莉等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例，选取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较为发达的六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不同维度考察了政府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16]刘秀玲等学者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角度，讨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和举措，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是辽宁省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辽宁省需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代服务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