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结与国际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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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第40个年头。围绕40年的基础教育发展，部分学者进行了总结和比较。袁振国等人指出，在这期间，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心逐步下移，同时，还加快实施了“管办评分离”与“放管服结合”等方面的管理方式改革。^[32]此外，基础教育的质量观也经历了多次迭代，实现了从关注结果到关注服务，从社会取向到公民取向的转变。^[33]在早期质量观的影响下，优先扶持一批重点中小学发展，成为各地的普遍做法。这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的确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教育公平性的影响却更为深远。现阶段要求基础教育实现新的跨越，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而观念的转变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各种名头的“示范校”“基地校”依然存在，这也是导致当前“择校热”的思想根源之一。

而在国际镜鉴方面，主要分为两类。其一，对国外基础教育治理经验的整体性观察。例如，在英、美、加拿大、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治理中，通常有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多元参与，且市场能够发挥调节作用。^[34]其二，对国外基础教育发展单一环节的认识。例如，周玲和林婕考察了ppp模式在国外基础教育领域的实施状况。他们发现，ppp模式在兴起之初，主要用于资助私立学校，这样私立学校就可以降低学费，继而惠及学生。接下来，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也交给了私营部门，但政府会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管。到了高级阶段，由私营部门全面管理公立学校。当然，这是建立在私营部门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最高级阶段就是“教育券”的推出，学生和家庭可以通过“教育券”来自主选择学校。^[35]还有如尤铮对荷兰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考察。^[36]整体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在基础教育发展方面有诸多成功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未必能够适用于中国。因此，国内学者在考察外国做法的同时，也在对本土经验进行反思性建构。他们主张应力戒“嫁接式”改革，不要过分迷信市场和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