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建设研究

2018年，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议题继续吸引着理论界的目光。宋林霖结合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实践，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其以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为主线，将十大指标分别列为独立章节，提取了从2004—2018年英文报告中相关指标的具体内容，从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的更新及典型经济体在该指标上的优良实践四个部分，对每个指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18]路晓霞以汕头华侨试验区为样本，分析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内涵，并对政府、良法、国际经贸新规则、华侨华人文化、华侨权益保护、多元争议解决机制等议题进行了实务分析及法理评析。^[19]彭向刚等人认为，政务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促进政商关系规范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增强区域竞争力。在推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须从服务理念、服务设施、服务制度、服务流程、服务效能及评价标准等方面改进和优化政务营商环境。^[20](https://www.daowen.com)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对策方面，理论界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汪丹等学者从党建的角度论证了优化功能区营商环境的路径，指出经济功能区是上海推动建设“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提升功能区党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对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有着重要意义。^[21]袁莉认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趋利现象、产权保护制度欠缺、法律法规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不够、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市场待遇不平等等问题已明显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完善营商环境，政府除了要构建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外，还应在法律制度落实、依法行政和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法律维权服务、强化营商法律文化等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