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基础教育治理

(一)城市空间与 基础 教育治理

大城市人口密集大、流动快、阶层结构复杂,这些都考验着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的建设与布局。因优质校分布不均而导致的“择校热”“学区房”“户籍挂靠”等问题,已成为民生领域的热点关切事项。围绕此类问题,有的学者从资源分配视角展开了探讨,而有的研究则深入到了治理中的具体环节——学区。

1.基础教育的户籍分割和非均衡布局

其一,户籍分割问题。此类问题主要集中在随迁子女身上。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虽然保障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就业城市中的入学权利,但是在实践中却“形成了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在不同学校就读的现象”[14]。具体而言,流动儿童通常只能就读位于城市边缘的教学质量偏低的公办学校甚至民办学校。从表面来看,城市的确为这些随迁子女提供了基础教育服务,但是却以户籍为标尺,制造了校际“户籍分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因上述学校经费拮据、师资薄弱,随迁子女所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资源是相对有限的。总之,这是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再一次呈现。

其二,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问题。快速城市化是一个常住人口和城市建成区双向快速拓展的过程。我国的大城市一般设有多个市辖区,这些市辖区又往往有城区和郊区之分。普遍而言,中心城区因建设较早,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密集,郊区则反之。孟兆敏和潘鑫在研究上海市的基础教育布局后发现,“上海市基础教育资源郊区配置的速度滞后于人口郊区集中的速度;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心城区优于郊区”[15]。这种错配导致高收入人群通过购买“学区房”迁入中心城区;反之,低收入人群被置换出来迁往郊区。这造成了人口空间结构的“绅士化”。此外,在同一市辖区内,同样存在着学校分布密度的差异。唐名阳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他们发现,宁波市“海曙区、江东区公立小学的空间覆盖效率远高于其他4区”,同时,市辖区内靠近行政服务中心的区域,小学分布密度最高。[16]行政单位对学校分布的影响可见一斑。

2.基础教育空间的典型表现——学区化办学

学区是“就近免试入学”政策的产物,其前身是“片区”[17]。前文已指出,学区就是要求小学、初中都有特定的空间服务范围。户籍和房屋产权是确定能否纳入以上范围的两个关键指标。“学区化办学”是对以上举措的整体性概括。然而在实践环节,学区化办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学区制在弱化学校竞争的同时,反而为择校开辟了“合法的货币化渠道”——学区房;另一方面,学区产生了强烈的外部性,学区本身正以稀缺性的构建反作用于城市空间。[18]总之,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城市空间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首先,学区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张珂等人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优质基础教育对住宅的“溢价”功能,并进一步指出就近入学政策和户籍制度限制是教育资源资本化的基本前提。[19]与之相反,曹谦通过对2015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中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学校因素对学生能力的确有着显著影响,但除此之外,学生自身特质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同样很大。因此,他主张,不必过分夸大“学区房”的投资价值,学区对住房价值的影响实际是被不恰当的认知夸大了。[20]另外,宋煜等人指出在教育溢价效果上,不同等级教育资源的作用存在着显著差异。他们发现影响住房价值的因素有三个:区位、邻里环境和建筑结构。而学区是区位因素中的关键变量之一。经过对北京城六区6235个有效样本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市重点学区房的溢价远高于区重点和一般学区房。[21]这进一步说明,教育质量的优劣的确能够在住房价值上体现出来。

其次,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基础教育,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三个重要层面:谁分配、何时分配、如何分配。其中,分配的公平性议题是2018年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王少峰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市辖区——北京市西城区为例,基于大量访谈和调研数据,构建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指数,并运用这一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西城区内部整体的公平程度在提升,但在学区间、不同指标间,依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不过,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制定来解决。[22]

最后,学区制的配套工程——“多校划片”和“集团化”。为了应对“择校热”,全国多个城市尝试了新的办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其一,“多校划片”政策。这是指将多所不同水平的基础教育学校划入同一学区。同一学区内的适龄儿童、少年择其一入学。如若报名人数超过该所学校的计划数,则采用电脑派位的方式来分配名额。[23]这一政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缓解了“择校热”。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择校变成择区,在精英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多校划片”并未显著降低择校的收益;利益相关人缺失,现有的责任主体是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而家长社区、居委会并未参与其中;划片过程不公开透明,相关部门很少向外公布划片原则和信息等。[24]其二,集团化办学。前文的实践部分已经指出,集团化办学试图推进学区内不同学校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最终达到“以强带弱”的效果。[25]然而,集团化办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基础教育“竞争化”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优质学校往往力不从心甚至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不但面临着其他优质学校的竞争,还面临着私立学校的竞争。目前,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的优质师资流向私立学校的动向即是这一问题的呈现。而当公办基础教育择校机会降低的同时,普通市民转而会将私立学校视为主要择校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