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关于“行政区经济”等经典范畴的探讨和发展。范今朝指出，“行政区经济”作为应用较广的一种解释中国区域经济现象的理论，因该理论经历较长时期且经许多学者使用，故存在诸多歧义。研究认为“行政区经济”理论的核心涵义在于其揭示了在中国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这一特定阶段“地方政府”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中央政府”“个私组织”（主要是企业、个人等）鼎足而立，从而所导致的区域经济的运行状态，以及所表现出的区域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特殊的现象。在不同时期，三者的强度不同、关系不同、消长变迁的趋势不同，即可能形成不同的经济区域类型和区域经济演变的不同形态。“行政区经济”则正是在“中央政府”控制力降低、“地方政府”控制力上升而“个私组织”逐渐兴起的经济体制过渡阶段，区域经济所呈现的特定状态。[5]
夏添等从“行政区经济”概念出发，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出现该现象的理论原因。同时，该研究回顾了我国区域经济学发展历程，探讨了学科的三大争论，并指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并举，实践中的制度障碍、空间失衡和政策失灵都需要区域经济理论的创新。[6]此外，孟祥林认为区域经济学理论分析城市群问题时需要设定诸多前提条件，但这些条件实际上都不容易满足。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是影响城市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行政区划不合理对城市化形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然而，行政区划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并不虑及。一般而言，重新安排县级行政单元以及乡镇行政单元的归属，是理顺邻近行政单元关系的重要举措，调整后的行政区划应该是凸面区域，区域中心地位于行政单元的中央，便于对腹地均匀施加影响。[7]
第二，关于行政区划对省级政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陈田等认为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则可以较好地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该研究首先建立起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显示：政区位势与区域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8]
陈刚和蔡进兵以1997年重庆市直辖为例，使用动态差分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对直辖与重庆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直辖后重庆市经济增长有显著性提升。考虑到重庆市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实施地区之一，为消除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该研究采用逐层深入方式从3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直辖政策估计结果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同时也排除了主观选择因素和地域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9]
第三，行政区划与城市经济发展。纪小乐等人认为进行区划调整以扩大市辖区范围旨在促进经济集聚和提升城镇化水平，但其能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还有待检验。该研究从政策实施方式角度将扩大市辖区划分为切块扩区、撤县设区、混合调整三种类型，利用1999—2014年全国地级市的经济数据以及2000—2014年扩大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数据，实证检验了扩大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效应。第一，扩大市辖区显著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效果会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第二，不同的扩大方式对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10]
邵朝对等则基于中国1998—2008年的撤县设区改革，采用倍差法考察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绩效。研究结果表明，撤并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增长轨迹。尤其重要的是，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通过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吸引大量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引起企业数量扩张，进而带动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快速积累获得短期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撤并城市生产效率下降和资源错配加剧。该研究证实，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化改革方案，撤县设区的作用仍然依赖于要素扩张这一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对城市增长效率的改善作用较为有限。[11]
韩立达、史敦友则认为城市面积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在存量资本，城市土地利用必须与城市经济和城市开发边界控制有效衔接。该研究运用统计学软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与城市经济显著正相关，市辖区面积与城市经济显著负相关。因此，国家中心城市要严格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实施县改区与区县重组并行；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区别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有效有序实施县改区；中西部城市要因地制宜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探索实施市区拆分模式；以立法界定行政区划调整，制定市辖区的退出机制。[12]
此外，叶冠杰和李立勋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两个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了顺德财政独立，强化了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13]而王频等基于成都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是中心城市为应对经济增长竞争中所主导的大都市区扩张过程，在西部大城市处于竞争弱势的前提下，撤县设区在实质上造成了“马太效应”，不利于后发地区大城市的有序科学发展。[14]
第四，行政区划与功能区（开发区）经济发展。李云新和文娇慧认为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是开发区进行“二次创业”的重要选择。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体现了宏观制度环境和中观制度安排的相互嵌套和相互作用。制度环境重大变迁对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纵向属地发包和横向竞争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激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使融合发展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武汉开发区与汉南区融合发展的实践体现了行政关系、空间关系和产业关系的多维尺度重构。两区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着融合发展法律依据模糊、两区治理理念差异显著等诸多困境，需要通过多种措施实现综合发展绩效最大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