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准扶贫的学术成果简述
1.“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
2014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其中规定“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方面。学者也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了解读。就现有研究而言，学者多从“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精准考核”四个角度进行切入，其中“精准识别”是指对帮扶群体及其致贫原因的确定，瞄准扶贫靶向，即解决“帮扶谁”的问题；“精准帮扶”则属于具体操作的层面，即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对不同的群体制定帮扶计划，并投入人力、物力资源加以执行，解决“怎么帮”的问题；“精准管理”是前两者的制度保障，分为宏、微观两个层面，宏观指自上而下贯彻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精准扶贫体系，微观则是指扶贫一线所遵照的具体制度，如建档立卡标准等；“精准考核”是整个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督查”环节，上级部门对扶贫成效展开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以此敦促政策落实。
部分学者从官方文件出发，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葛志军、邢成举，2015）[6]。还有学者从“精准扶贫”与“传统扶贫”区别入手，认为“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式扶贫”而言的，其关键是产业式扶贫，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王国勇，2015）[7]，或是将解释重点放在了“精准扶贫”的特征上，即从关键、精髓、保障和目标几个方面分析，将“精准扶贫”与“传统扶贫”区别开来（徐龙顺，2016）[8]；也有学者着重探讨“精准”这一概念，认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在于要建立“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扶贫体系（甘灿业，2017）[9]。
2.当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https://www.daowen.com)
我国对于“减贫”这一主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广大的农村地区及数量众多的农民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目标，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对于“减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中国学术界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自然资源制约说”与“素质贫困说”两大理论并存，到“系统性贫困观”的演变过程（周文、冯文涛，2019）[10]，对与贫困相关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就目前“精准扶贫”工作中遇到的执行难题而言，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式。其一是就事论事，从扶贫案例本身出发，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基于对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等十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总结出了当地扶贫工作在贫困户识别、动态跟踪、资金、人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杨园园、刘彦随、张紫雯，2016）[11]；也有学者从对山西部分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出发，针对贫困群体、政策本身、后续配套及考核模式进行研究，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思路对现有问题作出了分析、解答（周望、遆俐君，2018）[12]。其二是不依赖于某一地区的具体案例，而是从宏观入手，探讨当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一般问题。有学者认为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存在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区域性整体贫困尚未根本改变，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并存以及农村贫困老龄化现象突出等问题（刘彦随、周扬、刘继来，2016）[13]。部分学者则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技术难题（瞄准机制的简约性要求与复杂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过程矛盾（上下级政府信息不对称，数据的可信度与准确性存疑；社会保护逻辑与社会管理逻辑冲突，即保护“弱者”与安抚“麻烦制造者”情绪之间的矛盾）以及文化影响（“贫困的羞耻感”上升，“不公正的羞耻感”下降，使得非贫困者相较于贫困者更积极地申请低保）等层面（李棉管，2017）[14]，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理论深度。
经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针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是多学科、全方位的，其涵盖了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学者们也从各自专业入手，运用了诸如“政治动员模型”“博弈模型”等多种理论框架对各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加以阐释。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部分研究“精准扶贫”的文章都可以被划分为“学理判断型”与“实证导向型”。学理判断型研究是从宏观层面着手，对精准扶贫这一策略展开整体判断。就现有文献而言，学者们对这一战略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导向的正面性多持肯定态度，同时也指出了可能存在的执行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实证研究，这在进一步丰富了不同地区、不同政策扶贫案例的同时，也将原来的理论假设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目前，实证导向型研究已成为精准扶贫研究的主流。在此类研究中，学者们将现有扶贫模式与扶贫困境进行了描述与剖析。概括来讲，现有扶贫模式主要表现为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而扶贫困境则主要表现在“精准难”的问题上，即识别难精准、帮扶与管理难精准、考核难精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