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标准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并规范了“教育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一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其中“红与专”问题的大讨论，即政治教育与业务学习关系的讨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7年9—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红与专”人才培养标准，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因此“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随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再次对“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论证，他指出：“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强调“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2]，这是对“红与专”关系的正确理性的认识。但是随着“左”倾思想的升级，我们对“红与专”的认识开始出现偏颇：把“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对立起来，强调“红”而忽视“专”，认为“专”就是“白”的代名词。实际上，“又红又专”导向正确，内涵丰富，时至今日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实行课程思政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过于强调“红”，“以红代专”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都造成了消极影响。有鉴于此，1978年10月，《教育部关于讨论和实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理清“红”与“专”的关系，明确指出：“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叫‘白’，把在业务中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3]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这种认识是鉴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正本清源。但遗憾的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偏重强调“专”，忽视价值引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4]。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放松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5]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对“红与专”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更加清晰：“红”能够为“专”提供正确方向和发展动力，“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6]。而“专”有利于“红”，“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7]，没有智育作基础，很难进行有效的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