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阎海清
阎晓怀
1949年2月渡江战役前夕，冀鲁豫军区五分区副司令员阎海清（一排中），分区政治部主任夏德义（二排左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铁四局局长阎海清（左一），局党委副书记刘德义（左二），政治部主任，局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临时党委书记、铁四局临时党委书记范世杰（中），局总工程师刘汉东（右一）等在湘西吉首铁四局柳州铁路会战指挥部留影
我的父亲阎海清，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段柳乡姜家庄。
父亲家境贫寒，祖上几代都是贫雇农。由于家里缺吃少穿，他四五岁时就下地帮大人干活儿。到了就学年龄也无钱读书。他10岁时，有位本家爷爷在邻村设馆，见其聪颖，免费招入私塾，并为其取学名“海清”。可惜他只读了半年私塾就辍学归农了。1928年3月，春节刚过，春荒又起，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抱着当兵吃饱饭的想法跑去参加阎锡山的晋军。那时，他刚满12岁，又黑又瘦又矮，领兵的军官拿了支马枪与其比身高，他竟赶不上一支小小的马枪。经苦苦哀求，他终于穿上最小号的军装，老兵们一看，都笑得东倒西歪，说军装被他穿上像长袍。参军后因年龄小、个子矮，他一直给连长、营长当勤务兵。1935年12月，当了七八年兵的父亲当上连长。这时，中共山西地下党组织积极在晋军中下层军官中发展党员，他们开始联络父亲，介绍其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其参加外围活动。父亲由于出身穷苦，易于接受进步思想，很快转向了革命。1936年9月，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一间普通的教室里，经张修竹介绍，父亲与晋军中的另一位战友一起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人民和民族解放奋斗终生的道路。1936年秋冬，父亲参加了著名的秋林集训。归队不久，从阎锡山军官学校毕业的王晓、白云被分配到父亲所在连队任见习排长三个月，三人由此相识相交。1937年五六月间，父亲在山西新军中任政治保卫队队长（连长），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派他去晋南执行任务，由贾跃翔（新中国成立前任新四军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局长）接任队长。父亲把部队交给贾跃翔后即赴晋南。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山西民众，尤其是青年，参军打日本鬼子热情高涨，贾跃翔以政治保卫队为基础，顺应形势，积极扩军，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将200来人的连队扩编成近2000人的一个团。1937年八九月间，父亲由晋南返回部队时，该团已被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二总队，韩钧任总队长，贾跃翔任团长，父亲任营长。1937年7月，决死队初创时被称为总队，后随人员增加，编制扩充，1938年后改称纵队。
1937年12月，国民党蒋介石策划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史称“晋西事变”。由阎锡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部队围剿新军，企图将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消灭于襁褓中。事变前夕，组织将“带好部队、保存实力、伺机突围”的命令下达给父亲，并规定了秘密联络暗号。在晋西隰县地区，父亲率一营600余人与敌周旋，经数次战斗，一周后终于跳出包围圈。清点队伍还剩552人，基本上保持了队伍完整。部队休整期间，正遇八路军115师陈士渠支队奉总部命令挺进山东鲁西南。当陈士渠支队从父亲所率的营驻地经过时，父亲看出他们是八路军、共产党，立即下令全营尾随跟进。最终，经过一波三折，父亲加入了陈士渠的部队对日作战。
1940年3月，父亲率部在山东冠县伏击日寇的战斗中，左肩中弹。子弹从肩窝处进入后洞穿，前面只有一个小枪眼，肩后连骨头带肉炸出个大洞。之后，他暂时离开了一线作战部队。1941年2月，父亲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参谋长，与一地委副书记万里（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同一区域工作了近两年。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先后在冀鲁豫军区五分区、七分区任副司令员。时任五分区司令员为王才贵（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七分区司令员为何光宇（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道，百万雄师齐下江南。这期间，奉兵团首长命令，父亲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代表，临时接管了武汉至衡阳的铁路，保障了解放大军快速南下。1949年11月，十六军解放贵阳后，兵团办事处进驻贵阳，回归本部。1950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杨勇任省主席，苏振华任省委书记。组建首届省人民政府前，杨勇和苏振华首长与父亲谈话，叫他到省交通厅任党委书记兼副厅长，并特别叮嘱，担任厅长一职的是原国民党中将、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先生。杨、苏两位首长要求父亲与这位在第五兵团逼近贵阳时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搞好团结，做好统战工作，同时他作为共产党员要负起责任来，不能只管党务不管业务。如果交通厅的工作搞不好、出问题，不关王伯勋的事，拿你阎海清是问。父亲在与王伯勋先生共同工作的三年多里，相处融洽，配合默契，使原本落后又遭战争摧残的贵州省的水陆交通事业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1952年，赵健民调铁道部任副部长兼西南干线铁路工程局局长，点名要父亲到铁道部新成立的隧道公司任经理兼党委书记，同时将原第十七军的李零石（时任贵州省商业厅副厅长，后任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党委书记）、韩约翰（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基建总局副局长）、张子厚（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局长）等干部调去任副经理。铁道部隧道公司成立时设在四川成都东郊的八里庄，负责宝成线的修建任务。1954年10月，父亲被调到北京出任铁道部刚刚组建的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副局长，时任局长为刘建章（后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布克（新中国成立前任第五兵团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基建总局副局长、局长、副部长）由铁道部基建总局局长任上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父亲被任命为铁道部基建总局代局长。1966年秋，父亲陪同邓小平、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三线建设数月。1967年初甫回北京，父亲即被造反派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假党员”的罪名实施了关押与批斗。关押一年后，父亲又被发配至宁夏黄羊滩及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父亲作为一名二等甲级残疾军人，在一只胳膊不能动弹的状态下，仅凭右臂从事体力劳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1970年国庆前夕，父亲由军管会宣布解除监督劳动，被派去焦枝、枝柳线筑路工地协助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将军修建铁路，年底被任命为铁道部第四铁路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那时，铁四局驻地武昌杨园，系“文革”前铁道部实施机构改革时的试点单位，由原铁四局和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两个局级单位合并而成，是一家集勘察、设计、基本建设为一体的大型国企。当时，铁四局在“文革”中派系争斗，管理混乱，散沙一片。父亲先行整顿，统一思想，再主持局院分家，决定新成立的第四设计院留在武昌原址，第四工程局则搬去合肥。一家十万人的大型国企整体搬迁，谈何容易？父亲从选址、设计到施工、装修、迁移，一切亲力亲为。在协调与安徽省，特别是与合肥市的关系时，他亲自出马，幸有老战友万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给铁四局的定址搬迁予以极大支持。铁四局搬迁完成后，1978年铁道部新成立设计预算鉴定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结束了独自一人的京外生活，回到北京家中与母亲团聚。1982年父亲响应党中央号召，与大批老同志一道退出工作岗位，离职退休。1983年6月23日，父亲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铁路总医院，享年68岁。临终前他叮嘱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一切靠自己努力。”
1957年，阎海清任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副局长
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铁四局局长阎海清（右一）等领导在枝柳铁路工地检查指导工作
1982年，阎海清一家三代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