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家属
王保良
作者（右一）与母亲、兄弟姐妹合影
妈妈今年83岁，被老辈人习惯称为“铁路家属”。我知道，和妈妈同在山西侯马铁三处大院同为家属的老姐妹，现已屈指可数。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南征北战修铁路为荣耀的铁四局，20世纪60年代高峰期有5万多名职工，妈妈曾经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在工地医院当护士。
“‘62压’我们走了一大批人。”妈妈曾经说。我后来查了资料，1962年全国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凡是1958年1月后参加工作、来自农村的职工均是压减对象。妈妈是山东人，来自离海不远的胶州湾。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于1961年下发，但那个年代，层层传达落实，到妈妈他们那拨人离开单位已是1962年了。妈妈和不少人成了没有工作的“铁路家属”。
铁路家属和铁路建设者的生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铁路修到哪，铁路家属就跟到哪”，这是早期铁路人的基本生活状态，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各单位纷纷建起后方家属基地，才有所改观。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铁四局党委宣传部新闻科当记者，曾陪同《工人日报》著名记者孙玉春到安徽阜阳铁二处基地采访，望着家家必备、可随时装衣物搬家的大木箱子，他说：“这就是‘中国的吉卜赛部落’啊！”
爸爸曾参加2208线——云贵高原一条铁路战备线建设，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进入乌蒙山深处，住在老乡的竹楼上。记得夏天我跟妈妈在甘蔗地里挖苋菜，密密蔗林望不到边，紫红的苋菜总也挖不完。
20世纪70年代，铁三处侯马家属院家属工厂磁芯厂家属工合影
20世纪70年代，铁三处侯马中学’79届部分同学与老师合影
之后转战成昆铁路，我们一家和好多铁路家属坐着“闷罐车”——实际就是货车车厢，拖家带口从云南大山向四川大山进发。不记得是10天还是半个月后，终于在金沙江畔一个叫渡口的地方安了家。
渡口春天开满火红的攀枝花，现在这个地方叫攀枝花市。
山很高很险，江水很深很急，也很好玩。一次，在疯玩时我右胳膊摔断了，山里医疗条件差，我落下了残疾。那是1969年。那年，妈妈带我和妹妹离开渡口去了山西侯马，在新建成的铁三处家属院定居下来。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大院有200多户人家，都是铁路家属。
院里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日子过得都紧紧巴巴。基地办起磁芯厂，妈妈进厂“穿磁芯”当了工人。磁芯板是通信设备所需的电子元件。因为有文化，学得快干得好，妈妈很快成为技术能手。1972年，有了弟弟，弟弟1岁时就被送进磁芯厂边的幼儿园。有时，隔墙能听见弟弟在哭，妈妈擦把眼泪，又静心屏息地工作。穿磁芯需要高度认真。妈妈有了这份工作让家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也好让爸爸专心在前方修铁路。后来，妈妈被评为“侯马市劳动模范”。
铁路建设者四海为家，铁路家属注定要漂泊。
1975年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弟弟去湖南慈利县一个叫宜冲桥的地方，与爸爸团聚。爸爸当时参建枝柳铁路，任铁三处一段副教导员。在湘西竹芭宿舍的房前屋后，山崖下、竹林里，妈妈学会了种菜，辣椒、西红柿、豆角、茄子郁郁葱葱，家里的餐桌上的碗盘里五颜六色，香气四溢。
妈妈总是在想办法，让清贫、简朴、动荡的铁路人的生活变得简单、快乐而温暖。其实，所有铁路家属都是这么过来的。
妈妈1993年退休后才离开侯马到合肥，我们“全家”终于团聚在一起。
1年后，爸爸去世，那时他退休刚4个月。
两地分居，对铁路建设者来说是常态，而盼了一辈子的团聚却那么短暂。当时，曾在一次会上听四局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同志说，一线老职工退休后两三年是死亡高峰期。我的身体像针扎样一抖，团聚——这平常的幸福，对铁路人来说是多么珍贵，又是多么脆弱！
而铁路家属，只能继续负重前行。
妈妈不愿一个人待在家里，让我帮她找个活。我和弟弟、妹妹都劝她在家享享清福，可她偷偷跑到局医院食堂，找了个做面食的“临时工”的活，后来食堂精减，她又到大院车棚看自行车。我知道，妈妈是不愿拖累子女。
2008年我调到北京工作，2年后有了房。我和妻子三番五次劝妈妈来北京，她不来，怕给我添麻烦。儿子大三放暑假，回合肥不由分说买了机票，陪奶奶飞到北京。这是妈妈第一次坐飞机。
20世纪70年代，铁三处侯马中学学生参加侯马城区民兵骨干军训
20世纪70年代，铁三处侯马中学学生
作为铁路家属，妈妈跑了不少地方，可除了山沟就是戈壁。妻子每星期安排母亲转个新地方，天安门、大栅栏、雍和宫、世界花卉大观园、颐和园等等。有一天，妈妈忽然说：“我很幸福！”这是父亲去世18年后她第一次这么说。那一刻，不知怎么的，我心头一热，眼睛酸了……
半年后，妈妈回到合肥。不久，她走路有些困难，我每周打电话问问情况。又一年后，妈妈耳朵听不清了，我十天半个月写封信。再后来，妹妹提前退休，专心照顾母亲。今年春节，我和妻子、儿子回合肥探亲，妈妈从椅子坐垫下拿出我写给她的信，说：“想了，我就看看。”
家属工作会议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