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铁军走天涯
张河川
张河川
1969年和1970年，我跟父母从陕西搬到荆门，坐敞篷卡车，一车几家子，十几口人，带着著名的“炸药箱”，全部家当都在里面。小孩子轮流坐驾驶室，我坐妈妈腿上，连夜走，要走上三天三夜。到了荆门一年不到，又从荆门搬到石门，乘的是拉发电机的车，四五家人坐在箱子上。
有时搬家，会有十几辆“解放”车，插着红旗，浩浩荡荡，很壮观。一家几个箱子，拖家带口地就出发，大人们都在车厢里坐在箱子上，给小孩子在地上铺个东西睡觉，而大人们只能坐着，困了就打个盹。
在工地，我们住过干打垒房子，到了湖南时住篱笆墙的房子。地下铺一层砖，垒1米高的泥墙，上面是篱笆，糊上稻草泥。有讲究的将外墙用石灰粉涂白，里面则贴层报纸，所以那时报纸俏得很。有人从打字室拿白纸糊墙，被抓住了，受了处分不说，还从管理岗位被下放到工班劳动，丢了人还丢了好工作。房顶的吊顶是用木头打的横衬，上铺油毛毡，里面用细铁丝拉网格，再用报纸裱到上面。因为有糨糊，经常会有老鼠来啃，有时啃穿了，老鼠掉下来，啪的一声掉到正睡着的人脸上。唉，那时就这个条件。
1978年下半年，我们家搬到淮南。我爸那时是三处的一个科长，家里孩子多。分到一间半房子，我和父母住大间，姐姐们住那半间。一进门就是我的床，边上一个大床。床头的箱子，是从湖南带来的樟木箱，10块钱一个，我家买了4个。
铁路建设工作流动性强，搬迁十分频繁，施工单位职工的子女不停地跟随父母迁徙。以下两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铁四局经常出现的场面
到淮南相对稳定后，我们家才能置一些家当，老爷子咬咬牙，拆了几个樟木箱，先打了五斗橱，后打了大衣柜。我记得我们家在淮南是第一个有大衣柜的，大家都来参观。1984年，我们家从平房搬到楼房，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排队上厕所。过去啊，一排排平房，总共有几百户，清晨大家都排长队上公厕。公共厕所少，早上5点就得起床排队。
1984年，三处盖了两栋楼。全家很兴奋，终于有机会搬楼房了，我父亲却不愿搬，因为当时住的房子有个小院子。但我妈有一个过硬的理由就是：上厕所不用排队，特别是下雨天。我们都坚决主张搬，父亲终究还是同意搬进了楼房。
我1981年在水家湖附近工作，七八个人住在一个车间里，睡大通铺。什么是大通铺？就是用木桩支撑起一大片床板，上面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摆上床铺，想拥有私人空间就撑个蚊帐，一年四季都挂着。想看书的，在里面挂上塑料布或布帘子，拉个台灯，就可以了。晚上有打呼噜的，尤其是夏天晚上蚊子多，加上闷热，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一起神侃，有时还喝酒。过去的那个“小烧”劲儿大，喝二两就睡着了。冬季冷了，喝点也暖和。不下雨的时候，早上5点，段长书记就催出工。大冬天车打不着火，我们5点就起来加热水，用火烤，用摇把摇，进行预热。个把小时后，司机来就能打着火了。
我那时开挖掘机，两个师傅是贵州人。挖掘机是抚顺产的1001，由钢丝绳操纵，操纵者必须反应迅速，师傅不太情愿教技术，我们就自己边琢磨边偷学。每天下了车，我用黄油把所有活动部位都涂上，包括钢丝绳。冬天我主动去挑热水，摇车。半年后，我学会了。
我爸是处人事科科长，从不来工地看我。1981年，单位有外援任务，有机会去伊拉克。我与厂长关系好，就偷偷摸摸报了名，主要是想着可以挣钱买个免税的摩托车。可还是被父亲卡下了。他说：“你小子，偷偷摸摸报名，你也不想想你老爹是干啥的！”哎，摩托车梦破灭了。
作者（二排左五）于铁三处工作期间在工程队参加先进团支部现场会
作者（左）在铁二处工地与同事合影
作者（一排右二）在一公司工作期间参加处工会组织的文艺活动
有一年，我父亲负责定额调查。当时在抓企业整顿，规范管理，推广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经验。到工地上，老爷子一见到我，眼泪就下来了。那时条件艰苦，我穿着老头衫，千“洞”百孔，坐在挖掘机上，裤子跟油包子一样。我也没注意到他，继续干活。后来知道父亲抹眼泪了。
回到家，父亲说：“这样也不是个事，你给我说说以后想干啥。”我特别喜欢玩机械，就说：“先把车开好。以后呢，我想搞个管理什么的。”
“切，就你还想搞管理？就你还能搞管理？得了吧！”父亲就这样把我的积极性打掉了。那是1981年。
我父亲对我一直要求很严。我们同学12个人被分到工班，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1982年，我干上了段团委书记，就算管理干部了，可父亲依然不屑一顾。后来，我到二处机筑段当教导员了，父亲在三处修配厂当教导员，我跟他开玩笑说：“咱俩儿管的是一个行当，看谁管得更好。”
再来聊聊职工探亲的事儿吧。
我师傅是毕节人，请探亲假，20天的假期，但路程假40天，当时大家羡慕坏了：我的乖乖，40天路程假！
临行前，师傅将棉袄拆开，把一年积攒下的一百多块钱缝进去。都是10块的，外面留三五块路上用。背个被子，带个背篓，装着攒的劳保手套，回去拆了织线衣。
师傅从淮南坐火车到芜湖二坝得一天，在码头上待一天，花两块五坐船到遵义。当时葛洲坝还没修，到宜昌要倒码头，坐船到了遵义后坐汽车到毕节，然后再坐大车或拖拉机到县城。为啥带被子？走路还要4天。走到途中住定点的人家，住一晚吃顿饭，给5毛钱。到家顺利的话得十五六天，稍有耽搁得20天，所以路程假要40天。回家探亲真苦！
探亲假休完了，有的职工很纠结：回还是不回？回去又受罪。
作者（三排右二）在合肥局机关参加局团代会
重庆山区也是如此。有次我们在毕节开会搞活动，我体会到确确实实不容易，何况现在交通这么发达。这些老工人，当年参加工作时最小的十三四岁，工资不高，到1998年、1999年这部分人相继退休，不到60岁，最高工资也就六七百块钱。他们是在我们企业最困难的时候走的。一处也有这种情况，148人从六处调来的坚决要办理退休，因为退休就可以拿退休工资了啊！当时一处困难，发不出工资。他们走后，我们上朔黄、到上海大众，有活干了。大众项目部的工人，一个月都两三千块，所以那批老工人退休后损失很大。忠县的一个县长跟我说：“这批人年轻时到铁路上，村里人非常羡慕，每月往家寄三十五十的。现在老弱病残了，成了我们的扶贫对象。”
作者（右二）在青藏铁路工地食堂检查工作
咱们四局的历史，最不该忘的是这些人。这些故事，如果我们不说，再往后就被埋没了。他们真正给四局做了贡献，体现了无私奉献、献了青春献子孙的精神。
作者（前排左四）参加项目部工地春节活动
作者（左一）参加摄影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