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豪商大贾

民国年间的北京是一座消费性的城市，商业比较发达。比较大的商帮，除我们前面提到的山西商人之外，还有安徽商人、湖广商人、江浙商人、四川商人、山东商人等。这些商帮在北京经商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在京的满清贵族和官僚政客。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虽然比不上满清贵族和他们的后裔，但他们对家乡戏酷爱的程度，是别的观众无法比拟的。徽班进京，汉调在北京走红，梆子戏在京都打响，都少不了他们的功劳。各地在京的商帮，都在北京建有他们的会馆，在这些会馆里，都建有戏楼或戏台，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家乡的戏班和名伶来京演出。不仅演唱堂会，而且到外面的戏园作营业演出，激励外地戏班和演员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客观上促进了戏曲艺术的交流和提高。这亦是民国年间北京戏曲繁荣的一大原因。徽班进京后由于它兼容并蓄的特点，在艺术上发展极快，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故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不单受徽商的左右，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梆子戏虽然也受到了北京语言和民间艺术的影响，在北京扎下了根，衍变出具有北京特色的京梆子，但由于它一直是以单声腔发展，吸收能力较差，同时对山西商人依赖的较大。因此，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以后，山西商人一败涂地，梆子戏就在北京失去了山西商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几乎断绝了生存之路。除了这些影响外，商人的低级趣味对梆子戏的上演剧目和表演亦有过不良影响，这也是它得不到更多观众支持的原因。

除徽班和梆子班外，评剧亦得到过商人势力的支持。民国二十年（1931），芙蓉花率领的复盛社进入北京。他们除了上演一些评剧的传统剧目外，还能演出《白水滩》、《铁公鸡》等武打戏。开打时，除用传统的刀枪把子外，还把真刀真枪、梢子棍、七节鞭等兵器搬上舞台，不仅吸引了普通观众，而且也引起了喜好武术的山东布商——以瑞蚨祥为首的北京八大祥老板们的兴趣。在以后的演出中，山东布商成了他们的基本观众，在经济上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1]评剧亦有类似梆子戏单一声腔的缺点，其观众主要是平民阶层，故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占领北京，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得不到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商人势力的支持，日渐萧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