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剧在北京

中国话剧是受西方戏剧的影响而产生的，最早发源于上海。19世纪中叶后，外国侨民组织ADC剧团，在上海用外语演出，吸引了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其后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中国学生开始用外语演话剧。如圣约翰书院演出的《官场丑史》（1899）、南洋中学演出的《八国联军入京》（1900）、《江西教案》（1901），带动了社会上“素人演剧之风”。1905年汪优游创立交友会，1906年以李叔同为主创立沪学会，1907年，朱双云、汪优游、王幻身等成立开明演剧会，任树天、金应谷组织了益友社，王钟声等人组织了春阳社，演出话剧。至此上海话剧逐渐活跃起来，时人称这种以“说白”为主，不重唱工的戏剧为“新剧”，后亦称“文明戏”。

新剧杂糅了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时装京戏的形式，虽显粗糙，但它以控诉、暴露黑暗社会，鼓吹改良、革命的前卫思想在剧坛迅速占据领先地位，它的影响也波及到帝王之都——北京。

1908年5月，王钟声带领春阳社社员到北京演戏，当时北京还没有新剧演出，观者甚众。1909—1911年，他们断断续续与玉成班合作，同台演出于天乐园。所演剧目有《孽海花》、《宦海潮》、《秋瑾》、《新茶花》、《徐锡麟》、《张汶祥刺马》、《爱国血》、《热泪》和《禽海石》等。其中《秋瑾》、《徐锡麟》是王钟声根据时事编演的剧目。1907年夏，光复会会员徐锡麟从事革命活动，因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举行起义而遭到清政府捕杀，其女友秋瑾（同盟会浙江负责人）在绍兴也遭逮捕，慷慨就义。王钟声将此事编成新剧，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张汶祥刺马》是王钟声以清末义士张汶祥刺杀贪官马星贻的史实编演而成。

春阳社的剧目都是讽刺揭露清政府腐败、宣传改良革命的。受到处于辛亥革命前夜、饱受内忧外患之扰的北京观众热烈欢迎，以至于王钟声在京剧名角尚和玉、杨小楼、龚云甫经常演戏的天乐园，也能演大轴。春阳社后来在北京的许多戏园里都演过新剧，轰动一时。

不久，刘艺舟率新剧团来京演剧数次，也较成功。1911年春，王钟声因参加革命被杀害，南方剧社到京演出就告一段落。

王钟声、刘艺舟的新剧演出打动了北京的艺人。辛亥年（1911）的冬天，夏金声组织了一个小小新剧社，在湖广会馆演过几次戏，名伶高庆奎是其中的中坚分子，年底，剧社解散。1912年正月，周铸民组织牖民社，在孝顺胡同燕喜堂演戏，所演剧目有《猪仔记》、《越南亡国惨》、《宦海潮》、《新茶花》等。此时的观众已不再感到新奇，卖座情况并不好。因剧社演员多属义务演剧性质，故能维持。1913年北京贿选风波时，周铸民突然涉嫌入狱，牖民社旋即解散。(https://www.daowen.com)

之后偶有人组织剧社，但演出一两次，不受观众欢迎，既无音讯，能够留下社名的也只有国声、振乐两社。牖民社后，北京新剧已归于沉寂，直到“五四”以后。上海新剧在辛亥革命后也经历了萧条期，但郑正秋将新剧从革命的宣传演说转为世俗的家庭剧，掀起新剧的又一次高潮，人们称之为“甲寅中兴”。

而北京的新剧从此则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缺少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上海租界林立、革命派活动频繁相比，北京的政治还处于森严壁垒之中，严格的言论钳制使北京不可能自发产生思想激进的新剧。王钟声的惨遭杀害，与他演新剧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年，北京的政治风气依然比较紧张，周铸民在贿选时期涉嫌被捕，给新剧又罩上一层阴影。反映现实、暴露时弊的新剧在北京终于无立足之地而消失了。

第二，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上海便成为西学传播的主要基地，20世纪初，在上海形成了阵容宏大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能够以西方先进的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发现封建制度的腐朽黑暗。正是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把西方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此时的北京仍在封建保守势力的黑暗统治中缓慢地生息，它的城市生活和文化生态是围绕政治权利、官场生活而结构的。虽然它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却很难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念、人格心态上依附于官场政治，他们对被统治者视为贱业的戏剧不屑为之，把西方的文化思想视为异端邪说。王钟声、刘艺舟率新剧团在北京演剧两年多，京城知识界乏人响应，使新剧的艺术锤炼与成熟得不到保证。

第三，新剧形式的粗陋。北京戏剧观众在传统戏曲熏陶下，能够拍板眼、明音律、求做工、审情节，对表演流派、戏剧韵味十分苛求。如此深谙戏剧之妙的北京人，对探索新剧不可能保持长期的兴趣。新剧演员操各地方言，不中节奏，表演粗糙，不讲做工，常常生硬地插入讲演，破坏了情节的一致。新剧要赢得北京观众，必须使形式凝炼、表演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