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虚无主义对戏曲的全盘否定
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传统戏曲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民族虚无主义乘机抬头。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文章中已经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戏曲全面否定的势头。如钱玄同在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通讯》栏《寄陈独秀》中称：“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旧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此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感情。”刘半农在同期《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附和钱玄同的论调：
吾谓改良皮簧者，不仅钱君所举“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与“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与王君梦远〈梨园佳话〉所举“戏之劣处”一节已也。凡“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与一切“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队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通讯》栏《答张豂子》一文，不仅对戏曲的内容加以批判，而且对戏曲的艺术形式也多否定：“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之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打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耶？则作八股文之路闰生等，写馆阁字之黄自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功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乎？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主张之‘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钱、刘、陈从内容到形式，对中国传统戏曲加以否定，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不仅将这种观点推向极端，而且极力推崇西洋戏剧，提出以西洋戏剧取代中国戏曲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主张。如胡适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在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他又发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进一步宣扬了他的这种论点：“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一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也依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此外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等，都是这一类的‘遗形物’……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戏剧可作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周作人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把戏曲指斥为“非人的文学”，说戏曲是宣扬色情狂、迷信、神仙、妖怪、奴隶、强盗、才子佳人、下等谐谑、黑幕等各种思想的“和合结晶”，没有丝毫继承的价值。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公然提出“旧剧应废”的口号。傅斯年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之改良》两篇文章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作。他从戏剧的形式、表演技术、戏剧文学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戏曲加以全盘否定。在谈到戏剧的形式时，他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在谈到戏曲的表演艺术时他认为：第一，违背了美学上的均比律；第二，刺激性过强；第三，形式太嫌固定；第四，意态动作粗鄙；第五，音乐轻躁。因此他断定说：“就技术而论，中国旧剧，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在谈到戏剧文学时，他从语言到结构，将中国戏曲文学说得一无是处，并由此而断言：“现在流行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二字。”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传统戏曲的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者们对戏曲的全盘否定，引起了张厚载、宋春舫、齐如山、冯叔鸾等热爱戏曲、对戏曲有一定研究的知识分子和戏剧界人士的不满。北京大学学生张厚载以豂子为笔名，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数篇文章，对否定中国传统戏曲的论调进行驳斥。他在1918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的《我的中国旧剧观》中，对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在时空处理、表演手法、化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两种戏剧体系的区别，肯定了中国戏曲“自由时空”、“假象会意”等特征和艺术规律以及在音乐上的价值，确认中国戏曲“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北京大学教授宋春舫在《戏剧改良平议》一文中，用归纳法，把新剧归于白话剧，把戏曲归入歌剧，认为两种戏剧都不应偏废。他批评否定中国传统戏曲的人：“大抵对吾国戏剧毫无门径，又受欧美物质文明之感触，遂致因噎废食，创立破坏。”在《改良中国戏剧》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是人类艺术活动中不可少的东西。“可是现在提倡白话剧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极端主张废弃歌剧，这就是他们主张不能受社会容纳的大原因。”冯叔鸾亦以马二先生为笔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评戏杂说》，对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以外国剧绳中国剧”。
由于戏曲的批判者们对中国传统戏曲并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所持论点多从反封建的政治功利和西洋戏剧的观念出发，故必定是无的放矢、隔靴搔痒。加上戏剧界有识之士的有力批驳，故民族虚无主义对戏曲界没有造成大的影响。民国年间的北京戏剧，依然按照社会给它所提供的条件和它自身的艺术规律在发展。十年之后，当年批判旧剧的胡适、周作人等观点大变，成了旧剧的欣赏者和维护者。[12]尽管如此，因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他们对中国戏曲的偏见影响了不少知识分子，成为一些人对戏曲持轻蔑态度的历史根源。这难免会影响到后人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正确认识，这也是后来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滞后于舞台艺术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