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旧戏曲的批判
针对尊孔复古的逆流，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举起“打倒孔家店”和“文学革命”的大旗，在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积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八股文、以及所谓的“国粹”，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前后，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为主编，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为编委的《新青年》杂志，就戏曲改良展开专门讨论。旧戏曲和戏曲界的保守势力，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的猛烈抨击。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通讯》栏《答张豂子》一文中，对戏曲的封建意识和色情表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
除了对旧戏曲内容上的批判外，他们还对戏曲艺术的形式，如程式化的表演、象征性的化妆、喧闹的音乐伴奏、剧本缺乏文学性等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在《新青年》发动的这场对旧戏曲的批判中，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虽然自称“我是门外汉，开口不得”[6]，没有参加论争，但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对旧戏曲以及戏曲界的保守势力进行了批判。如鲁迅在《社戏》中谈到他对少年时代看戏的印象时说：“咚咚皇皇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咚咚皇皇之灾”，使戏台之下的观众“不适于生存”。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中，他对有人说京剧等古典剧种的表演艺术是象征手法提出了质疑：“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意义？”鲁迅对戏曲界男人扮女人也予以否定，他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对梅兰芳在《黛玉葬花》中的化妆进行了讽刺。在他后来所写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两篇文章中，对京剧受士大夫的影响，脱离普通观众的“雅化”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认为，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本来是属于民间和人民大众的，但是后来遭到了士大夫们的篡改：
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做，凡有新的剧本，都只是为了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着自己不配看了。
在批评京剧脱离时代、脱离普通观众走向“雅化”的同时，鲁迅肯定了被士大夫阶层所歧视的，“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的梆子戏和山陕梆子演员艺名为“十三旦”的侯俊山。他在《坟·论睁了眼看》中说，演旦角不一定因为年纪一大就受冷落，“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还满座喝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针对昆曲、京剧等剧种唱词道白不易被观众听懂，戏剧创作中语言雅化的倾向，鲁迅提出了戏剧语言大众化的主张。他说：“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7]他对封建士大夫阶层把民间武打窃为己有，使戏曲语言变得越来越难懂十分不满，他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8]“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难读了。”[9]鲁迅认为，要使观众听懂爱看，戏剧语言必须大众化，并特别要重视从乡间土语中吸取警句和炼语。他说：“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说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语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语。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看客能够彻底的了解。”[10]为了有效地发挥戏剧的教育作用，为人民大众服务，鲁迅主张“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容易的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11]
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分析批判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鲁迅那样具体而精辟。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传统戏曲的批判主要是从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建立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样一个政治的功利目的出发的。他们是用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戏曲的内涵，又是站在未来觉醒了的人民大众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欣赏水平上来要求戏曲形式的变革的。由于他们的观点超前，并对中国传统戏曲缺乏全面系统和辩证的研究，只看到了戏曲封建性的糟粕的一面，没有看到民主性的精华的一面；只看到了“士大夫”阶层给戏曲“雅化”带来的副作用，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提高和发展京剧艺术、丰富和完善京剧艺术流派所起的重要作用；只强调了戏剧的通俗化，而忽视了对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要求。在今天，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站在历史的潮头呼唤戏曲的改革，对受封建守旧势力影响很大的戏曲界所起的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他们观点中的片面性为民族虚无主义全面否定民族文化和传统戏曲开了绿灯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