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剧运动

“国剧运动”是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闻一多等人在北京发起的一场戏剧运动。早在留美期间，他们就约定回国后，准备仿效爱尔兰的阿贝剧院和美国的小剧场，筹建一座“北京艺术剧院”，为发展中国的戏剧艺术而尽力。归国后他们的愿望无法实现，转向戏剧教育，在北京艺专主持戏剧系。随后，他们又成立了以“研究戏剧艺术建设新中国国剧”为宗旨的中国戏剧社，其成员有宋春舫、叶崇智、徐志摩、丁西林、熊佛西、梁实秋、张彭春、欧阳予倩、洪深、溥西园、田汉等，当时很有影响。

1926年6月，为了宣传“国剧运动”的主张和扩大其社会影响，余上沅等人创办了《晨报剧刊》周刊。《剧刊》的撰搞人主要有赵太侔、闻一多、张嘉铸、余上沅、熊佛西、杨振声、陈西滢等。他们的观念不尽一致，其中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等人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确实反映了国剧倡导者的艺术主张。《剧刊》共出十五期，发表文章三十多篇。后来，余上沅选取二十余篇，编辑成书，取名《国剧运动》。

余上沅等人在对中国旧剧认真研究与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参照世界戏剧潮流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关于“国剧”的构想。所谓“国剧”不仅要有艺术的“通性”，亦应有民族的“个性”，即一国一域民众的性情习惯、品味信仰之特点。也就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9]。他们试图从中国传统戏剧“写意”的美学原则出发，开辟一条“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熔中西美学于一炉的中国戏剧的独特道路。

对于当时的中国戏剧运动，国剧运动的倡导者是否定的。余上沅认为，中国戏剧界并不真正懂得易卜生的戏剧，人们只把它表面所描写的各种社会问题当作戏剧的目标，却忽略了它赖以安身立命的艺术本体。他所欣赏的“写实”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中体现出来：“要在舞台上描写人生，须要从艺术之真的透辟处去见现出现实，需要用简单而合乎人生的形式去表现简单的日常事实之内部意义；但又须有艺术的匀称，使人类精神的生活可以明显”。“这个写实不是外表的写照，他含有无限神秘，他不是描写人生，他是描写人生的灵魂。”[10]这里的“写实”已不是表面的、一般意义的“写实”，而是接近“表现”与“写意”的深层的“心理写实主义”，“从想象方面达到我们理性的深邃处”的写实主义。“国剧”的深刻本质就是“纯粹艺术”的“写意”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内在的、深邃的“写实”之完美融合。

然而他们的戏剧实践并没有完全体现他们的戏剧主张。在戏剧系第一学期的教学和公演中，他们开设的课程和选取剧目都是话剧方面的。第二学期又改成以戏曲教学为主，提出国剧要有音乐、有韵文，表演也都要与音乐联拍。最终使学生陷入混乱。

国剧倡导者认为艺术是无所谓功利目的的，当然也不是为人生的，而将各种社会问题当作戏剧的目标，利用艺术纠正人心，改善生活，就违背了艺术的原旨与独立的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余上沅虽然否定“为人生”的戏剧观，但他认为“人生”作为戏剧的内容、资料、条件，是不可或缺的。戏剧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才能内容充实。他说“人生是戏剧的主要材料，得不到完美的材料，又从哪儿去寻找完美的戏剧？”[11]不仅如此，余上沅还把“人生”看作是创造国剧的重要条件。他指出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国剧，“有了现代这样的人生，运会一到，自然要迸出一朵从来没有开放过的艺术鲜花。”[12]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剧倡导者认为“艺术虽不是人生的，人生却是为艺术的”。

国剧运动戏剧理论的研究是比较深刻的，对民族化戏剧的论述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追求艺术完美的倾向与所处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遭到进步的戏剧青年的抵制和批判，国剧运动很快便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