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口莲花落到西路莲花落
莲花落在北方，通常有西路和东路之分。事实上，应是东、西、北三路。所谓“路”，是以京奉铁路为界标。西路，是指京奉铁路西的北京周围及天津以西宝坻一带；东路，指京奉铁路以东或路南，即天津以东、唐山周围、辽宁西部、承德南部和赤峰一带；北路，指京奉铁路以北迁安、遵化、抚宁一带。北路影响不大，后渐式微。
清乾隆年间，社会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莲花落等民间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机遇。部分莲花落由乞食手段逐渐转化为艺术表演，相继出现专业的莲花落艺人，在北京城及周围房山、顺义、平谷、通州、大兴、门头沟等地进行艺术活动，内容上早期的宗教色彩与庸俗内容淡化殆尽，大量增加了依据唱本和说唱莲花落的故事改编的节目，如《杨二舍化缘》、《小姑贤》、《王二姐思夫》等。据传，乾隆南巡，吏部天官刘墉和梅卿陪往。行至高梁桥令龙舟靠岸，刘墉陪乾隆帝下棋，梅大人在岸边散步，唱了一句，乾隆被这一句吸引，问梅唱的什么。梅说：唱的是戏，不是一人班戏（指木偶），是蹦板莲花落。从此，在北京西郊金钟庙挂牌，唱莲花落的艺人都供奉乾隆爷，并以“梅”字为师。“在京西新城一带的西路莲花落流行一时”[9]。传说难以为据，但却反映出清代前期京西金钟庙、新城以及北京四郊县镇、乡村中，单口莲花落的流行情况，以及单口莲花落到西路评剧，所经历的“对口莲花落”过程。这时，对口莲花落的演出已经发展到一生一旦“二小戏”的阶段。
清光绪十九年（1893），天津宝坻莲花落演员乐不够、金叶子和韩九龄、王方、马喜顺、李方、马三、马四、王仲元、史春鲜、张来、王殿佐等来到北京，在什刹海荷花市场搭席棚演出，“这是第一批农民艺术家带着自己粗犷的蹦蹦艺术，闯进了紫禁城……使京都人民耳目一新。从此西路评剧就在北京扎下了根”[10]。
乐不够、金叶子等人的莲花落，已从对口发展到“拆出”，不再是仿学式讲述、介绍，也不再是一人分饰几个角色。它有了行当，即小旦、小生、小丑，如兄弟剧种那样，每个演员专饰一个剧中角色，讲自己的语言，唱自己的腔，演自己的经历、故事。有时，剧情复杂还多出扮演其他类人物的行当表演，如近若花脸类表演，但行当特点稚弱，不鲜明。唱腔上，它有两个独特的重要手法，“一是喇叭牌子的句尾加帮腔，如《冯奎卖妻》之‘卖妻’一折戏中，运用这一手法，悲剧气氛更加凄凉。一是〔快流水板〕时，无任何伴奏的对口干唱（俗话叫‘干咬’），充满激情，丰富了表现力”[11]板式上，有了〔引子板〕、〔散板〕（又称〔哭板〕）、〔慢板〕（又称〔欢调〕）、〔流水板〕、〔垛板〕等诸多板式，能够表现各种复杂感情。伴奏上，采用梆子编制，增加板胡（又称大弦）为主要乐器，加上笛子唢呐等，为文场；武场则是大锣、小锣、铙、钹等打击乐。表演上，虽然没有兄弟剧种那样完整的表演程式、规范，但从代言体改成角色自身演绎，每个人物都有了自己贯穿始终的人物举止、形态，既有大量真实生活的选择性再现，也有一些戏曲的路数，如上场、下场、对白、开唱等等，都沿用了戏曲的做法。
剧目方面，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北京莲花落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复杂，从小戏到大戏，从大戏到连台本戏，先后移植、改编、创作了很多剧目。据《宝坻文史资料选辑》所载剧目有：
《杨二舍化缘》又名《王美容观画》、《花墙对诗》。
《小王打鸟》又名《孤存打鸟》、《龙凤配》。
《借女吊孝》，又名《单吊孝》。
《茶瓶记》，《九巧传》一折，又名《单宝童投亲》。
《巧奇缘》，又名《吴家花园》、《东斗星》、《邱瑞白》。
《小姑贤》，又名《王登云休妻》。
《小姑不贤》，又名《顶锅》。
《蜜蜂计》，又名《二美夺夫》、《董良才招亲》、《双招亲》、《秦家花园》。
《杀子报》，又名《阴阳报》、《油坛记》、《清廉访案》、《通州奇案》。
《杀白薯》，又名《石匣记》。
《刘公案》，又名《满汉斗》、《清烈传》、《刘同勋私访》、《双旋风案》、《乾隆下江南》、《铡叶阁老》、《三打官门》。
《拾万金》，又名《李翠莲上吊》、《拾金钗》、《刘全进瓜》、《砸经堂》。
《铁莲花》，又名《丁僧扫雪》、《扫雪打碗》。
《打狗劝夫》，又名《赵连弼借粮》、《德孝双全》、《和睦家庭》。
《三节烈》，又名《三女除霸》、《王定保借当》、《绣鞋记》、《春秋素烈》、《双莲宝琴》。
《花魁从良》，又名《占花魁》、《卖油郎独占花魁》、《瑶琴女》。
《李香莲卖画》，又名《水牢记》、《双官诰》。
《小过年》，又名《王汉琪偷亲》、《张桂芝》。
《白玉楼画画》，又名《书囊记》、《张彦赶船》、《薄命图》、《小赶船》、《张彦休妻》。
《二度梅》，又名《梅良玉》、《杏元和番》、《梅开二度》。
《安安送米》又名《庞三春》、《雷击邱姑》、《爱女嫌媳》、《积米奉亲》。
《摔子劝夫》，又名《刘云打母》、《劝夫孝母》。
《马红眼上当》，又名《高成借嫂》、《借盟嫂》、《昏官断》、《打马红眼》、《密云县》。
《黄爱玉上坟》，又名《铡黄爱玉》、《旋风案》、《少刘公案》。
《双婚配》，又名《瞎子算卦》、《巧换婚》、《颠倒配》、《陈子登科》。
《秦雪梅吊孝》，又名《双吊孝》、《雪玉冰霜》、《三元传》。
《苦中苦》，又名《子孝孙贤》、《卖子孙贤》。
《美凤楼》，又名《罗锅子抢亲》、《颜俊抢亲》。
《刘翠屏哭井》，又名《刘诚杀婿》、《于公案》。
《赴善会》，又名《偏心眼》、《老妈赴会》。
《李桂香打柴》，又名《慈虐异极》、《苦肉计》、《清官断》、《打丁会》、《双继母》。
还有《斩窦娥》、《十粒金丹》、《莲花庵》、《左连成告状》、《夜审周子琴》、《因果美报》、《王二姐思夫》（又名《回杯记》、《摔镜架》、《张廷秀私访》）、《美女思情》、《樊梨花打擂》、《狮子坡》、《吕蒙正》、《观星》、《五龙堂》、《杨八姐》、《九巧传》、《蓝桥会》、《合凤裙》、《继母打孩子》、《何氏女买身》、《红凤传》、《告金扇》、《郭巨埋儿》、《老妈开嗙》等近百出剧目。
这些剧目继承了原说唱时期风格，主要表现家庭伦理道德的生活题材居多，说百姓心声，抒百姓感情，表达百姓对抑恶扬善的要求。以善恶分明的故事情节，朴实可信毫不造作的剧中人物，活泼生动的平民生活语言，诙谐流畅的情趣，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让北京百姓感到新颖、亲切。从而以完整的戏剧形式，跻身北京戏曲舞台。
清光绪末年，北京戏曲舞台诸腔云集，名流荟萃。昆腔、京（弋）腔、皮簧（京剧）、梆子腔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奇斗妍，绚丽多彩。北京莲花落，难以与其比肩、抗衡。立足不易，步履维艰。无法进入皮簧等大班、名班占据的被称为北京文化艺术中心的大栅栏广德楼、庆乐戏园、中和园以及肉市的广和楼等比较规范、位置好、效益好、名声大的演出场所，只能在什刹海荷花市场搭席棚演出，在白塔寺、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或“撂地”，或搭棚（也称跑棚），也赶些集市、庙会。虽然是戏，却仍被称之为“小落子”、“蹦儿戏”、“半班戏”。
初时，以“跑棚”、“撂地”为主的落子戏班，不被梨园内外看重，所到之处，几乎无不受到贬低和排挤。为站住脚，乐不够、金叶子投到“抓髻赵”门下，逐渐在观众中产生了影响，得到认同、支持和喜爱。一些梆子、哈哈腔演员，也改行搭进莲花落班，连拉弦的琴师、打鼓打锣的“武场”也不例外。乐不够、金叶子红火起来以后，宝坻、蓟县、武清等地的莲花落演员如挑帘红、柳叶红（刘子琢）、露水珠、小元宝、白莲藕、东发红、东发亮、麻子红、青菊花、白菊花、一朵花、歪脖红、滚地雷等也一批接一批地进入北京。落子戏班不仅在城内外，就是郊区大兴、顺义、平谷、门头沟等地，也纷纷成立，可称得上遍地开花。
1923年，北京当局将先农坛外围坛墙拆除，莲花落班在旧墙址处搭建起两个席棚，一个坐北朝南，叫三合义茶园，演出西路莲花落的演员有李善怀、张恩久、贾祥、贾起发、高富龙、刘玉昆、李文元、王连庆等。另一处坐西朝东，叫振兴茶园，演员有刘亭忠、孙宝亭、李凤山、李凤海、宋恩祥、张殿阳、郭宝玉等。先农坛两个席棚内茶园为莲花落班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演艺场所，每个茶园可容百余位观众，天天不断的演出，莲花落的生存与发展有了保证。然而，时隔不久，却被当局轰赶，罗织的罪名是“有伤风化”之类。不得已，莲花落戏班又在教育馆搭在鼓楼的席棚内演了起来，艺人有张树堂、张天顺、崔麻子、郭宝玉等。未几，当局又不许唱，于是，北京城里和通州不让唱，就到大兴、顺义唱；席棚不让搭，就到庙会、集市唱；无法遮风避雨，就“撂地”唱，你禁我走，你走我唱。为糊口，为生存，在兄弟剧种没有遭受过的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和韧性，与腐朽的当局周旋。20年代军阀混战，无暇他顾。莲花落终于以超常毅力和斗争，获得喘息机会，诸多戏班在天桥一带扎下深根，惨淡经营，出现了惠宾、荣华、小桃园、红楼、三合、三和义、振升、小小戏园、德盛轩、三友轩、万盛轩等专演“落子”（蹦儿戏）的场所，而景泰等园干脆专称为“落子馆”，原名倒没有人提起了。在三和义演出的有李善怀、张恩久、孙九恩、张树棠、贾起发；在振升茶园演出的有郭宝玉、刘亭中、宋文祥、李凤山、李凤海、高福田等；在华安演出的有坤伶小彩霞等；在华兴演出的吴佩霞等；在小小戏院演出的有花雪玲等；在小桃园演出的有美玉霜、金艳霞、白牡丹等；在三合茶社演出的有女大香蕉，小宝珠、王云龙等；在景泰落子馆演出的有张树棠、周玉山、高富田、高富龙、陈万生、周宝才等。
天桥之外，齐化门来福茶园以及宣武门、东安市场、什刹海荷花市场、月坛、护国寺、隆福寺、土地庙、鼓楼等，都先后设置席棚，演“落子”。什刹海席棚，每年旧历五月初一开始，一唱一百天，是“落子戏”重要场所。北京落子也培养了女演员，如黑妞、小兰舫、瞎兰英、张桂珍、大桂芬、大翠仙等。北京籍演员逐渐多起来，占据舞台重要位置。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乐不够、金叶子等频频奔走于京、津之间，北京莲花落渐以小蜜蜂、四月鲜等支持舞台，成为中坚力量。为培养后继人才，落子科班应运而生，四月鲜在天桥福长街二条办起四顺合班；徐杵子、徐永才在天桥景泰园南办起科班；平谷灵山庄办起庞三班；三头庄办起贾祥班、儒口班；小柳叶红（刘玉）在顺义办的班，活动在大兴、固安、顺义、三河一带；京北办起春龙两合（梆子、蹦蹦）班等。这些科班以四月鲜的四顺合班最有影响，班内不仅有教师，还有专门琴师、文武场面、箱倌，便于学成戏后，即时排练、演出。科班吸收兄弟科班特别是有成就的科班经验，采取考试招生，班主和学员订合同。邀请京剧教师教武戏、练功、踩“寸子”（跷功）等。先后共招收五科学员：一科有白莲花等；二科不详；三科收学员最多，男学员有小来顺、小来喜、小来福（即刘乃东）、小来旺、小来财、小来益、小来发（即孙少舫），小来群、小来宝、小来成，女学员有小菊花（即王菊花）、小月霞、董莲珠、赵蓉花、阎柴珍等四十人；四科有小来元（即方芝言）、大顺子、阎三珍、大凤等；第五科不详。总计培养学员百余人（其中包括前期少数梆子学员）。教学上，采用以大带小的办法，先学会的教后学的，即所谓师兄教师弟。学表演的同时兼学鼓、弦、锣、钹等打击乐器，这是从便于学成排演出发，也是为学员有多一点技能，增加生存能力。由于经济力量有限，能少请人尽量少请，教完一出戏就尽快凑一台演出，挣当天饭钱。简陋的条件，薄弱的经济力量，使科班非常清苦，常是窝头、白菜汤，所以，又被称为“窝头班”，又因是四月鲜一窝，又叫“窝子班”。这个班一直维持到1948年，才因社会动荡，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在去外埠巡演中宣告结束。但是，它在北京评剧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能被忽视的。
1917年，以金叶子为主的北京莲花落，曾到天津与孙凤鸣（东发亮）、孙凤岗（东发红）、孙凤龄、杨柳青、金蚂蛉、小玉庆等为主的南孙班，以孙恩成为主的北孙班，和以成兆才、月明珠为主的永盛合班汇聚津门，争相献艺，各放异彩，成为评剧历史上一次西、东、北三路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扩大影响的有意义的盛会。据《唐山戏曲资料汇编》载：东路那时还是较传统的蹦蹦唱法，而西路“是成本大套，形式新颖”，因此“战胜了东路”。东路为谋生唱起堂会，很为西路人所不屑，说：“宁可吃不上饭，也不唱堂会。”后来，东路写出一个成本大戏《夜审周子琴》，打开局面，赢得包括西路在内的各路叹服。此后，不断创新的东路蓬勃发展，开创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