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会戏与义务戏

堂会戏是指旧时富贵人家有喜庆等事，招延艺人在家演唱娱宾的戏，后来泛指机关、团体或私人专门组织的内部演出。在清朝，宫廷和王府中经常举办这种演出。民国初年的总统府，同乡或行业会馆，官僚和巨商在节日、婚娶、喜寿等私家筵宴上，也经常演出堂会戏。堂会戏的演出，大多不在戏院，而是在会馆、公所或私人宅第及饭庄中进行。如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安徽会馆、正乙祠、织云公所及福寿堂、福全堂、会贤堂等饭庄和恭王府的萃锦园、金鱼胡同军机大臣那桐的那家花园、东四九条清理藩院尚书寿耆的府第等等。这些演出场所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更不搞营业演出，只供演出堂会戏。堂会戏的规模、规格，据主办人的身分、地位、财力而定。堂会戏的演出与营业演出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名角云集；其二，演出时间长，剧目多；其三，演员的报酬高于日常演出许多倍。如民国十七年（1928）八月二十二日，在故宫漱芳斋举行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宫廷演出，共演出了16个剧目。其中有马连良、茹富兰的《借赵云》，梅兰芳的《游园惊梦》，王凤卿、尚小云的《汾河湾》，余叔岩的《定军山》，杨小楼的《金钱豹》，杨小楼、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等等。演出收入，仅《霸王别姬》一剧就是1600银元，杨、梅单领赏赐各得300元，余叔岩得200元，另外，杨、梅、余各得衣料4件[3]。所以，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写道：“旧社会戏班在戏园经常唱戏收入只够平常开销，剩钱指着演堂会戏和出外的包银。”

义务戏，也称义演，是指艺术表演团体为某项政治活动或福利事业（如赈灾、救济同行等）筹集经费，集中名家举行的公演，参加演出者只尽义务，不收报酬。这种演出是戏曲界先贤们出于仁爱心肠，惜老怜贫，体恤灾民疾苦，自愿参加，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每当有人倡议举办义演时，总是选用场地最大、观众席位最多的剧场，演出最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各班社的演员都争先恐后踊跃参加。这里既有责任感，更有荣誉感，而且后者往往大于前者。因此，无论是班社，还是演员，都非常重视义演，把参加义演作为展示技艺、才华和品德，树立公众形象，开展艺术交流的良机。民国初年，北京的义务戏大都在第一舞台举行，如民国五年（1916）腊月为同行穷苦艺人渡过年关举行的“窝窝头会”义务戏。首场为董俊峰的《铡美案》，李顺章的《镇潭州》，许荫棠的《胭脂虎》，九阵风的《泗州城》，时慧宝的《朱砂痣》，俞振庭的《溪皇庄》，龚云甫的《沙桥饯别》，陈德霖、王瑶卿、路三宝、姚佩秋、贾洪林合演的六本《雁门关》，杨小楼、王蕙芳合演的《战宛城》，大轴是谭鑫培的《洪羊洞》。第二场是京剧、梆子同台献艺，而且是清一色的女演员，如小月来、小来凤、小宝玉合演的《白水滩》，金凤奎、王金奎双演包公，陈云涛、尚俊卿双演李后的《断后》，王素兰、小素梅、小素云合演的《梵王宫》；金兰英、马玉红、蔡金凤、刘玉球合演的《蝴蝶杯》，王玉如、王福宝双演《桑园寄子》中的邓伯道，双兰英、白素帆双演弟媳，小白菜、小菠菜合演《小放牛》，于紫云、梁春楼、沈飘香、小菠菜合演《八蜡庙》，鲜灵芝、九月菊、宋凤云合演《红鸾喜》，张小仙、金刚钻、张秀琴、小爱如、韩金喜、小桂花合演《算粮登殿》，张喜芬、小月英合演《乌龙院》，大轴是刘喜奎、赵紫云、陈小贤、金桂莲、郑翠红、王桂卿等合演新戏《二县令巧断孤女》。

民国六年（1917）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为赈济京兆水灾，北京戏曲界举办了3场义务戏。首场的压轴戏为梅兰芳、王凤卿、姜妙香合演新戏《牢狱鸳鸯》，大轴是杨小楼、田桂凤、郝寿臣、钱金福合演《战宛城》。第二场倒第三是梅兰芳、姜妙香、姚玉芙、贾洪林合演《金山寺》，压轴戏是田桂凤、路三宝、杨小朵、黄润卿合演《四双摇会》，大轴上场时已经是翌日凌晨4点，演出剧目是杨小楼、钱金福等合演《骆马湖》。第三场的压轴戏是梅兰芳、姜妙香、姚玉芙合演《千金一笑》，大轴是杨小楼新排不久的《安天会》。

义务戏演出时，由于名家荟萃，行当重叠，常常借义务戏的机会搞反串。反串是打破行当界限，所以演员都不扮演本行当的角色，正旦、花旦、刀马旦、老旦要扮演净角、丑角、武生、老生或小生等；净角扮演花旦，老生演旦角，丑角演旦角等。这种反串演出不仅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而且还能展示名角的多方面才华，极受观众欢迎。如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北京梨园公会在第一舞台为赈济辽宁、陕西、北平三省市水灾，举办了3场赈灾义务夜戏。在演出《八蜡庙》时，梅兰芳串演黄天霸，王凤卿串演关泰，李寿山串演小姐，朱桂芳串演费德恭，杨小楼串演张桂兰，谭富英串演费兴，诸如香串演大人，陶玉芝串演米龙，尚小云串演贺仁杰，王琴侬串演老道，慈瑞泉串演院子，蒋少奎串演丫鬟，高庆奎串演朱光祖，侯喜瑞串演老妈子，九阵风串演褚彪，金仲仁串演金大力。这样精彩的大反串，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极其难得的，因此，票价也是超常的。特级包厢银元60元，一级6座包厢30元，三级包厢16元，正厅4元，中厅3元，旁厅2元，无靠背的条凳2元，站票和三楼一律1元。票价虽贵，但仍爆满。

义务戏所得款项支出是十分严格的。如民国二十年（1931）腊月“窝窝头会”义务戏票款共收入2537元，世界红十字会捐款1000元，上海大舞台经理黄金荣捐款1000元，梅兰芳捐款1330元，合计5867元。散发给生行165人，旦行110人，净行144人，丑行84人，检场35人，盔箱工33人，容装科49人，经励科28人，催戏人110人，每人4元，合计为3668元；散发给行中孤寡120份，每份5元，共600元；两项共支出4268元，余1599元存入梨园公会作为基金。

义务戏本是戏曲界救济同行、赈济灾民的一种义举，但在民国后期，却被国民党当局用为盘剥演员的借口。1947年，北平市政府令梨园公会为欢迎国大代表张道藩组织一场义务戏，遭到戏曲界许多演员的抵制。梨园公会迫于压力，在华乐戏院组织了这次演出。不料，场面负责人沈玉才等坚决抵制这次“义演”，第一出戏筱翠花、荀慧生的《樊江关》已经化好了妆，但因文武场面人员没有到齐不能开演。来看戏的都是军政要员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见久不开演，就鼓噪起来。当得知这天义演的组织者是梨园公会的会长叶盛章时，就将他捆绑在台上示众，并砸毁了舞台上的道具。叶盛章被逮捕关押在警察局，后经人作保，才被释放。民国时期，官僚政客借唱义务戏肥私，欺压戏曲演员的事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