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的戏剧创作

三、丁西林的戏剧创作

丁西林（1893—1974）原名丁燮林，江苏泰兴黄桥人。1914年赴英国留学，获得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兼预料主任。留学期间，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风趣幽默的风俗喜剧情有独钟，曾广泛阅读了王尔德、康格列夫、毛姆、米林、巴雷等人的喜剧作品。归国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风潮吸引他热情地参与学生演剧活动。从1923年开始，丁西林在教书之余写作剧本。处女作《一只马蜂》一经发表就引起戏剧界重视，各大学业余剧社纷纷演出。此后丁西林陆续发表了独幕喜剧《亲爱的丈夫》（1924）、《酒后》（1925）、《压迫》（1926）、《瞎了一只眼》（1927）、《北京的空气》（1930），后由新月书店结集为《西林独幕剧》于1931年出版。丁西林迅速闻名于戏剧界，其中《一只马蜂》和《压迫》的演出频率最高，是他的独幕剧代表作。他的早期剧作全部在北京写成，具有地域特色。

1930年以后，丁西林数年没有戏剧作品问世。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南下昆明，法西斯的炮火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再次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一只马蜂》和《压迫》是丁西林剧作中影响最大的两部。

《一只马蜂》描写吉先生和余小姐相互早有爱慕之心，却没有机会表白。催儿子结婚的吉老太太却想把余小姐介绍给她的侄子，由此引出了一场喜剧。两个年青人以谎话、反语互诉衷肠，瞒过了自以为是的老太太，吉先生最后大胆亲吻余小姐，被老太太撞到。余小姐忙生一谎：“哦，一只马蜂！”剧中的这对恋人显然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代，然而从他们身上看不到新青年如火如荼的激情，这与丁西林的思想不无关系。吉先生的矛盾正表现了作者的态度。他一方面鄙夷新派小姐“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另一方面并不赞成旧派小姐，说她们是“八股文”。一方面攻击社会是个不自然的东西，另一方面没有勇气以自然的方式追求爱情。他迂回地靠近余小姐，巧妙地刺探对方，局外人抓不住任何把柄，他已经把不自然的方式上升到优雅的地步。这也是作者欣赏的方式。不过该剧艺术上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结构的严谨，对话的巧妙，人物的机智使它在中国早期话剧界引人注目。

《压迫》代表了丁西林早期剧作的最高成就。该剧发表于1926年1月，并于6月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首演于北京，后被许多剧团搬上舞台，在现代戏剧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被洪深赞为当时“喜剧中的唯一杰作”。[18]剧中情节是：房东太太喜欢一天到晚出去打牌，家里只有小姐和一个老妈。房东太太要求房客必须是有家眷的人，来看房的人都是小姐接待，没有家眷的人一概不收。小姐作主收了男客的定钱，太太知道他是单身后不肯租给他，而男客不肯收回定金，执意要住进来。两人争执不下，房东出去喊巡警。这时又来了一位女客，也要租房。男客的遭遇激起女客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她提出假装他的太太来对付房东，男客则装夫妻吵嘴后出逃的丈夫。当巡警到来时，他面对的是一对正闹意见的夫妻，房东太太只好认输。

作为“国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丁西林反对生硬地模仿易卜生式的问题剧，将戏剧变为演讲与抗议。在《压迫》前言中，丁西林声称他不愿提出问题和教训。不过，剧本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房东与房客的冲突中，他表现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两个年青人联合起来反抗脑子里“装满了旧的道理，再也没有地方装新的道理”的房东太太，表达了作者对年青人的团结精神的赞美。该剧发表后，广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是很自然的。

丁西林的早期喜剧都取材于城市生活。他熟悉生活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洞察旧中国都市社会的人情世态，擅长从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生活境况中发现新颖的喜剧题材。一个生活场景或片断，一种气氛、情调，某类个性，在丁西林笔下都可以化为富有幽默情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喜剧。他的戏剧作品缺乏五四新文学的狂飙精神，他不像五四之后大多数戏剧家如田汉、郭沫若那样或者热情奔放，或者感伤多疑。他靠近时代的潮流，却没有完全汇入潮流。他的幽默风趣使他显得几乎与时代社会无关。然而因为他能从生活琐事中提取嘲讽世俗风情的主题，所以他以他的方式介入到新文学中。丁西林的思想是温和的民主主义，对旧事物的保守在他的喜剧中体现出一种中和之美。

丁西林认为喜剧应给人理性的感受，引起人会心的微笑。在他的喜剧中，他能从小事入手，由小见大，在自然，流畅的情节发展中，让观众领悟到生活的真谛。喜剧并不排斥哄堂大笑，不过丁西林的喜剧事件波澜不大，缺乏逗人大笑的力量，只能使观众发出会心的微笑。这说明他观察生活细致入微，于平淡中领会到它的妙趣。不过也暴露出他的缺憾，生活范围小，知识分子气息浓。

丁西林戏剧的喜剧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智、幽默的语言。他的语言富有中国传统的意蕴，又吸取了英国风俗喜剧语言的技巧，将北京话改造成漂亮流利的白话文。他的喜剧人物喜欢说俏皮话，如《一只马蜂》中的吉先生就是妙语连珠：

“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

“一个人的婚事，从前，是父母专制，现在因为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用不着父母去问。但是现在的婚姻是朋友专制，要想结婚，非靠朋友帮忙不可。”

这些俏皮话并非为了卖弄聪明而说，作者通过这些俏皮话，巧妙地嘲讽了当时流行的思想，同时又切合人物的性格，吉先生的俏皮话反映了他思想敏锐，行动软弱的特点，他用俏皮话装饰他的谎言迂回地追求余小姐，构成了该剧的喜剧性。除此之外，丁西林还善于用反语、比喻、双关语等手法，使语言风趣、幽默，同时赋予对白大量的潜台词，由此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向观众展示真实的人物性格在特定情境下的喜剧性。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显示了白话文运动在二十年代的实绩。

以说谎作为喜剧情节的基础是丁西林戏剧的又一特色。他的喜剧缺少完整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支撑它们的往往不是事件，而是某个生动的细节，或几句巧妙的对话，全剧几乎是“无事的”，说谎便成为这些剧本情节结构的主要支架，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喜剧性格。丁西林取说谎的模式建构他的喜剧，也在于说谎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吉先生的解释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我们处在这个不自然的社会里面。不应该问的话，人家要问，可以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所以只有说谎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许多丑事遮盖起来。”丁西林通过说谎模式也批判了社会的不自然。如《亲爱的丈夫》中任太太说谎是因为他极不自然的男旦之身，可造成这一切的是极不自然的社会；《酒后》那对夫妻对客人说谎，是为了掩饰妻子的真情流露；《瞎了一只眼》的太太为了自己的所谓面子，竟让丈夫谎称瞎了一只眼欺骗朋友，反映了不自然的心灵；《北京的空气》中主人骗仆人来收拾屋子，自己出去偷仆人的烟，无非是为了他那不自然的体面。不过说谎不以伤害对方为目的，利己不损人，从而使冲突的双方由对立走向亲和。男女房客的说谎于房东太太并无损害，他们从此可以相安无事地共住一屋檐下。这样，谎言的接受者就不会因受骗引起观众的同情，他们被蒙在鼓里的情景引起观众的笑声。

丁西林的喜剧人物非常经济，场面也不复杂，但在设计情节、结构故事方面颇见功力，是早期戏剧家中佼佼者。他善于铺垫、渲染，将矛盾推到极端，造成难以打开的僵局，然后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巧妙地翻转过来，在强烈的对比中产生喜剧效果。如《压迫》开场不久男客与房东吵翻，房东出去叫巡警，男客一筹莫展。女客的到来改变了男客的处境，她愿与他假扮夫妻，使气势汹汹、胜利在望的房东太太一下子从顶峰跌入谷底。作者的突发奇想引起观众会心的微笑。不过这些起伏变化，并非出于情理之外，而是人物性格与情境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喜剧常发端于事件开始以后，丁西林巧妙地把补叙幕前情节和展开眼前情节紧密结合，使过去的戏逐步表露并成为眼前的戏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喜剧结构紧凑，节奏和谐。

丁西林十分讲究喜剧的结尾。他认为剧本的结尾可能紧收，也可以慢收。前者如交响乐，在最激烈的高潮时突然以千钧之力一下收住，刹时万籁俱寂，令人目瞪口呆，半晌才如梦初醒。《一只马蜂》就是这样的结尾，在老太太和仆人的焦急注视下，余小姐说：“哦，一只马蜂！”喜剧在这里戛然而止。丁西林认为慢收如迂缓潺浚的溪流，不知其所止，在一个曲幽之处悄然隐去，使人神思悠远，遗味无穷。《压迫》便是如此。紧张的场面过后，房东太太退场，台上只剩男客与女客：

男客　……啊，你姓什么？

女客　我——啊——我——

结尾再次提醒观众房东被骗的喜剧，同时让观众想到男女房客尴尬的处境及今后他们关系的发展。每个观众都有不同的设想，使这个不确定的结尾格外令人深思。

丁西林在二十年代是最成功的喜剧家，对北京戏剧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虽然他的戏剧因为社会意义不强而受到诟病，然而它们适合舞台演出的艺术性使作者备受后来者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