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良的兴起及田际云的改良活动

京剧是昆曲衰落地方戏兴起以后，艺术成就最高、观众最广、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还是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派，都非常重视戏曲“高台教化”的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形成的戏曲，其内容主要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生活的，所宣扬的是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与政治变革和革命的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一致提出戏曲改良的主张，并把戏曲改良的重点放在京剧上。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为推行政治改良，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其中，“小说界革命”就包括了戏曲改良。他认为：包括戏曲在内的说部，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几几乎出于经史上”，“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1]革命派中的陈佩忍认为：戏曲的作用胜过一篇革命宣言。因为宣言要识字的人才能看懂，而戏曲则“普及于社会；对同族而发表宗旨，登台而亲演悲欢，大声疾呼，垂涕以道，此其情状、其气概，较诸合众国民，在美利坚费城府中独立厅上，高撞自由之钟，而宣告独立之檄文，夫复何所逊让？”[2]当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在1905年《新小说》第二号发表《论戏曲》一文，驳斥了视戏曲为贱业的传统观念。他认为演戏与一国风俗教化极有关系，戏园“实普天下人之大课堂”，优伶“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在重视戏曲的教育作用的同时，他们一致提出编演新戏，刷新戏曲内容；引进科学技术，改进戏曲舞台艺术的主张。所不同的是，革命派要求编演的是“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3]一类能唤醒民众革命觉悟的剧目；而维新派则把戏曲作为他们宣扬改良社会，反对革命的工具，如梁启超在他编写的《新罗马传奇》一剧中，借剧中人口攻击革命派“智识鄙陋，道德衰颓，我意大利靠这班人是不中用了”，让君主立宪派人物加富尔公开说出“革命虽为世界不可逃之公理，却为意大利不可做之难题”的反动言论。在革命派和维新派的呼吁下，戏曲改良运动首先在上海兴起，涌现出汪笑侬、刘艺舟、潘月樵、夏月润等京剧改良家，演出了《新茶花》、《宦海潮》、《黑籍冤魂》、《波兰亡国惨》、《潘烈士投海》等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的新剧目。一时，影响遍及全国。

田际云像

北京的戏曲改良首先是由田际云发动的。田际云是一位立志于戏曲改革的梆子演员，但他所执掌的玉成班却是“皮簧、梆子两下锅”的戏班。1905年，杭州发生贞文女校校长惠兴因办学缺乏经费，求助于清廷将军瑞澂，反受其辱，愤而吞鸦片自尽的事件。此事发生不久，由田际云倡导，贾润田编写成京剧改良新戏《惠兴女士》。田际云自饰惠兴女士，与谭鑫培合作，将此剧搬上舞台，在福寿堂连演三天，得3600多两银子汇杭州，资助贞文女校办学。同台还上演了乔荩臣编写的新戏《潘烈士投海》。从此，揭开了北京戏曲改良运动的序幕。1908年，为劝戒鸦片，他发起筹建戒烟会，并演出了反映鸦片之害的《黑籍冤魂》、《烟鬼叹》、《拿罂粟花》等新戏，为戒烟会筹款。1910年，田际云在主持天庆园戏园时，又邀请上海的京剧演员王钟声来北京演出了时装新戏《爱国血》、《黑奴吁天录》，以壮北京戏曲改良运动的声势。因此，田际云竟被清政府以“勾通革党，时编新剧，辱骂官府”的罪名关进监狱三个多月。辛亥革命以后，他将他主持的玉成班改名为翊文社，不断排演时装新戏。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田际云不仅热衷于时装新戏的演出，还和谭鑫培等京剧界开明人士一起，倡导和参加了革除戏曲界陋习和落后制度的活动，如废除“私寓”、改班为社、发起戒烟会、创立艺人组织正乐育化会、创办女科班“崇雅社”等，为北京戏剧改良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

汪笑侬像

上海的戏曲改良对北京的剧坛影响很大。1914年，京剧革新家汪笑侬从上海北上，在北京丹桂茶园上演了《党人碑》、《黑籍冤魂》等改良新戏。在随戏票附送的《宣言》中，汪笑侬宣传了他改良戏曲的主张：

吁！笑侬离故乡父老又二十年矣。无学不才，而仕于伶官。癸丑（一九一三年）蒙民政长冯，委任改良戏曲之责，从事研究其中利弊。知戏虽小道，古之所谓‘高台教化’，即今社会教育也！感人最易。然以词句为本，不能达词句中之义，不能传词句中之情，不能得词句中之情，则不足以感人。唱必字正腔圆，做工必合其人之身份，神气必合其事之形容，腔调必合其人之语气。按五音，传七情，设身处地，方足以动人听闻。若腔过多，但求悦耳，使听者脑筋中无领会词句之余地，是一大弊害也。笑侬研究如是，以身作则，请自隗始。一得之余，未审当否？敬请诸大君子顾误，即希教正。[4]

汪笑侬的《宣言》对北京的戏曲改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