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熊老师——写在熊铁基先生米寿之际（代序）
彭南生
我虽然不是熊铁基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却是先生永远的学生！
1981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那时的历史系，在桂子山上称得上是“豪华”配置，既有张舜徽、章开沅、涂厚善这样的大师，也有吴量恺、熊铁基、邹贤俊、陈辉、刘望龄、戴绪恭、谭克绳、董方奎、苏中立、黄震、高明振等知名专家，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但是，坦率地讲，对一个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高中毕业生来说，我确实有些“有眼不识泰山”。这些在学术界听起来如雷贯耳的专家，当时并未使我感到多么幸福与自豪。记得拿到华中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的内心颇有些五味杂陈，有跳出农门的兴奋，毕竟当时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凤毛麟角，据说当年的高考升学率只有4%，经过预考后的录取率也只有8%左右；也有被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的失落，当时认为大学毕业后只能当一个中学历史老师，且不说中学老师处在“臭老九”行列，历史在中学也只能算是“副科”。直到进校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在6102阶梯教室，章开沅先生从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间隙回来给全系师生做学术报告，我才为历史系盛大的学术场面所震撼。那时的桂子山上，汇聚了从七七级到八一级五个年级的学生，可谓“五代同堂”。不过，历史系五个年级的学生加在一起有290人左右，把整个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历史系的老师坐在前两排，作为资历最浅的八一级，我们只能自带小板凳（通常是在周末时到露天电影场看电影时使用）坐在过道上。章先生先一步来到教室，而当张舜徽先生走进教室时，章先生立即迎上去与张先生热情握手。当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其实应使用“经久不息”，但“经久不息”似乎已经被领导报告所专用）。随后，章先生在学术报告会上介绍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进展，穿插了会议间隙的若干“花絮”。章先生的语言生动、风趣、幽默，不仅深深地吸引了我，也给我留下了从未磨灭的记忆。从这场报告会开始，我才感受到历史系深厚的学术魅力。
我并不清楚熊老师是否参加了那场报告会，但随后不久，熊老师就开始给八一级本科生上通史课。我们年级的中古史分为三段，熊老师讲授汉唐那一段，先秦由徐俊老师主讲，宋至明清由戴成兴老师讲授。从外表上看，熊老师个头不高，头发不长，留着平头，十分精神和干练，走起路来总是脚下生风，步履匆匆。课堂上，三位老师各有风格，其中，徐俊老师颇具随意性，讲到哪里算哪里。徐老师本业考古，有时一个字可以讲一节课，使我们充分领略了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戴成兴老师上课的条理性特别强，一口浓厚的湖南口音，尤其是用地道的湖南普通话讲“土木堡事变”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们同学聚在一起时，还会以“土木堡事变”作为戴成兴老师的特有符号。熊老师在课堂上语速较快，富有激情，在我印象中，他讲稿用得不多，但板书较多，常常引经据典，并将关键的文献史料在黑板上写出来。在今天看来，这应该属于研究型教学。但当时，我们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反而觉得上熊老师的课很累，也不好做笔记。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除了我之外，还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同学。课程结束时，我的古代史考试成绩不算突出，可能还拖了总成绩的后腿。后来，熊老师开设“秦汉新道家”选修课，“心有余悸”的我，没有选修这门课程，但却去“蹭”了几次课，发现他的板书更多了，甚至整块黑板都写满了粉笔字。不过，我却慢慢听出了“研究”的味道。当时，熊老师五十出头，正当壮年，精力旺盛，教学工作很投入。他在我们年级付出的精力也很多，不仅时常参加我们年级的活动，而且还经常深入班级和宿舍，是最受我们年级喜爱的任课老师之一。那时，文科学生都住在西区学生宿舍楼六栋，宿舍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楼高三层，青砖灰瓦、古色古香，后来被武汉市政府列为优秀历史建筑。那时，男女生都住在同一栋楼里，通常是女生住在三层，男生住在一、二层。熊老师在一、二层几个男生宿舍匆匆忙忙地晃一晃，然后直接“深入”女生宿舍。女生不到三分之一，都被他视为掌上“宝贝”。以至于毕业十年后，在同学会上，男生们还没有忘怀当年对熊老师偏爱女生的“忌妒”。
1985年7月，我本科如期毕业，并留校任教。于是，我和熊老师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
一个本科生留校任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人才断档、青黄不接时，像我一样直接留校任教的同学不在少数。我被分配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熊老师所在的古代史教研室就在我们隔壁。虽然荣幸地与昔日的老师成为同事，但接触却反而少了。无他，那时留校的青年教师大多兼任辅导员，我一留校便被安排兼任八五级辅导员，并且于当年暑假随同分管学生工作的李金权副书记一起参与招生工作。我做了一年半的辅导员，同时，教研室安排我给董方奎老师当助教，其实就是全程跟班聆听董老师给八四级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课，并在董老师的指导下备课，为站稳三尺讲台做好准备。
就这样，转眼到了1989年，历史系也迎来了行政班子换届（虽然在历史系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但是，说实话，作为一位年轻教师，我对“大人们”的故事知之甚少），到了宣布的时候，熊老师突然站起来，当众表达不满。当然，学校党委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历史系随后几年的状况也比较稳定。熊老师也并非对继任班子有什么意见，或许只是对老班子更为留恋。但熊老师那个举动，却将他不畏权位、敢于直言的学者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使年轻教师们对他多了一分敬畏！
我并非他的入室弟子，在我眼里，熊老师或许并没有弟子们所说的那么严厉。他总是笑眯眯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和蔼可亲，而且他不注重衣着，年纪越大越不修边幅，一辆自行车骑了大半辈子，一顶帽子随意搭在头上，一件破棉袄年复一年地陪伴他过冬，连他最喜爱的乒乓球运动，也舍不得给拍子换一块胶皮。他每天下午总会定时出现在历史文化学院活动室，打上几盘球，无论输赢，他总是笑呵呵的。他甘为人梯，但从不服输，历史系很多年轻老师的搓球技术都是在他的辅导下进步的。我也常常向他学习，起初他赢得多，慢慢地他输多赢少，但他嘴上总会说，“你这点技术超不过我，在我躺倒之前，你打不过我”。他的平易近人，还体现在他既没有名家的架子，也没有老师的威严，有时和他开个玩笑，哪怕过一点，他也不在意。比如说，熊老师有个习惯，隔三岔五地，他会从家里出发，先到校医院的每个科室巡走一遍，然后到行政楼的每个处室“巡视”一番，偶尔敲开校领导的办公室，问问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到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先是挨个翻检当天的信件，接着逐一询问办公室工作人员，有时事涉教学科研，有时嘘寒问暖，有时也没话找话，这已经成为桂子山上的一道“风景”！坊间传说，他的“三点一线”，不仅是为了健步，也是为了养眼，有时我们说他是为了看美女，他也不在意“美女养眼”论，还说这样既养身又养心。熊老师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真人”。现在熊老师年纪大了，看到他来行政楼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心里有所失落的同时，也在默默地祝福他健康长寿！
熊老师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这辈子没有做过“官”，甚至连教研室主任也没有做过，但这不等于说他不关心学科建设、不关心院系发展。他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很高，1993年就成为“国评博导”（这是国务院组织全国专家评审的最后一批博导）。他热心助人，许多年轻教师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和帮助，在学位点建设、人才评审、项目申报等方面，他有求必应，热心地向学界介绍、推荐。2008年，我接替王玉德教授出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章开沅先生、熊铁基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我寄予厚望。上任之初，我专程赴熊先生家里求教，请他指点迷津。在管理工作中，他大力支持我，并不时鼓励和肯定。说实话，并不是自己做得有多好，而是在老师们的眼中，更多的是用鼓励作为鞭策的手段，甚至宽容学生可能出现的失误。华中师大的历史学科正是有这样一批又一批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代一代地传承，才有了今天的兴旺。桂子山上的学术薪火不辍，也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学者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精力。走上学校管理工作岗位以来，我常常想，我们应该善待、厚待那些为学校事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教师。在学校党委安排我分管人事人才工作期间，我不仅大力推动实施了“学者名师计划”，而且推出了“桂岳计划”，从已退休的老教师中礼聘一批道德文章好、为学科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同时队伍建设有需要、个人身体健康的老教授、老专家担任“桂岳计划”卓越教授，熊老师自然名列其中。学校于2018年11月22日为第一批“桂岳计划”卓越教授举行了简朴但不失隆重的聘任仪式，时任校党委书记的黄晓玫同志出席了这次活动，熊铁基、王先霈、张耀灿、李家荣、樊恽等十余位教授出席聘任仪式并发言。熊先生第一个讲话，他讲得最多的还是感谢学校给予的崇高荣誉，他还回顾了自己的主要学术经历，并表示自己身体很好，还可以继续为学校的发展发挥余热。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熊老师为华中师范大学奉献了一辈子！他的身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忠”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忠诚于他学于斯、成长于斯的华中师范大学。伴随他一辈子的是著作等身的学问，是桃李满园的学生，是直面问题的品格，也是他敢于直言的风骨和豁达开朗的性格！他用一辈子写在桂子山上的故事将永久留存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记忆中！我不是先生的入室弟子，难以将先生的学问发扬光大，但他直面问题的品格和敢于直言的风骨，却将使我终身受益。无论是在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过程中对学生近乎严苛的批评，还是在管理工作中直白表明个人的不同意见，无不在传承先生的风骨。在这一点上，我是先生永远的学生！
值先生八十八高寿，写上这点不成系统的文字，算是对先生米寿的纪念，唯愿先生健康长寿！
庚子年冬至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