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不俗，同中求异
读铁基同志所著，启发颇多，时有耳目一新之感，其所用研究方法就颇为不俗。前人治史，多用传统考证方法，辨别真伪，排比史料，考镜源流，实属必要。然而现代国外（特别是美国、苏联、日本）历史学者，常常热衷于运用比较研究法探讨问题，这对于开启思路、扩充研究领域、增广观察视野，确有较好的效果。我国史学界自80年代来，逐渐重视此法之运用。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亦不落俗套，志在探新，其特点和优点在于，恰当地结合运用中国传统的考证方法与历史比较研究的科学新方法。它对史料的考据、古文献的辨正，仍不忽视兼用，而对于历史比较法之运用，也颇具匠心。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之主要作用在于克服了经常治史的狭隘性，进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对比研究，以求同异，探讨历史规律。铁基为立新说，以证新道家之“新”，必然进行两方面的对比。首先，就纵向角度，他展开了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之主要对比研究，结果找出八方面问题之异同，以确定新道家仍然“承认《老子》所崇敬的‘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成因”。有完整的道论，而归属于道家。但是经过对比，发现同中有异，它与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有所不同[6]。其次，就横向角度，他展开了“《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及其与《吕氏春秋》的比较”研究，“汉初儒道之争”的比较研究。这里既有对于诸子百家（儒、道、名、法等）各学派之间的比较研究，又有对于有关古代历史文献（《吕氏春秋》《经法》《文子》《新语》《淮南子》《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等）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求同求异。比如他在《〈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及其与〈吕氏春秋〉的比较》一文中，抓住了道家或新道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无为”，展开了广泛的比较研究，求出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在“无为政治”这一问题上的同异，进一步揭示了“秦汉新道家”的思想特色。他说：“如果‘道’是《淮南子》一书的出发点，并且是贯串始终的，那么另一贯串始终的就是‘无为’，而且论述‘无为’是该书主要目的。……《时则训》和《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一样，是‘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顺应天时，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余，以时教期’（《要略》），这些，仍然是与‘无为’有关的。”[7]又说：“在主张君主无为这一点上，《淮南子》基本上因袭了《吕氏春秋》，所不同的是，《吕氏春秋》提出的这种主张是一种理论创造，其现实依据主要是反面的教训……《淮南子》继承《吕氏春秋》的主张，又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正面的是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反面的除了秦始皇之外，也包括当时日益明显的‘君主有为’的种种迹象。所以，《淮南子》论君主无为就更加系统，更加深化。”[8]本书经过纵横反复对比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即新道家与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不同，新道家的“君主无为”是与仁、义相结合的，主张“宁民”“利民”“顺民心”。因此，这种“无为而治”是“贤人政治”。此即作者通过广泛的历史考虑、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对于“无为而治”这个重要的思想史范畴所求得的新结论。
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另一特点和优点是尽可能地利用考古出土新资料，论证问题，推陈出新。1973年，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先后两批出土大量的竹简和帛书。其中包括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帛书《老子》甲乙本和《黄帝四经》四篇，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文子》一书，是为20世纪70年代震惊中外的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它将为中国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课题。铁基同志及时地注意到这一学术发展的新动向，将古帛书《黄帝四经》与汉简《文子》等新史料运用于秦汉思想史研究，为秦汉新道家的创说提供了佐证。作者收于本书者，有《对〈文子〉的初步探讨》《〈经法〉四篇的再研究——兼论新道家的发展》二文。作者把古本《文子》成书的年代定在“战国末年，或者秦末汉初”[9]，认为它对于秦汉新道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文子》一书，从总的体系上看，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比《淮南子》还要严密、精练，“它着重于基本理论的阐述，可以说把新道家的基本理论都包括进来了。据此，我们认为，《文子》的思想和理论是新道家的理论基础”[10]。这是作者把《文子》一书所提供的新史料运用于新道家研究所得出的又一新结论。关于《经法》等四种佚书，作者亦同意定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然而对其成书的年代，诸文均未具确见，作者仅着笔于对古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内容的考虑与分析，认为：“首先，《经法》等四种佚书和《老子》合抄在一起，证明汉初确实有一个以黄老为名的新道家存在。”又说：“黄帝之言和《老子》抄在一起，这样黄老合卷，对于历来所说的汉初的黄老之学是太有典型意义了。”[11]最后，作者估计《黄帝四经》的出土对于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价值时又说：“《黄帝四经》，是黄学的经典，黄学的代表作。可见，汉初人所说的‘黄帝老子之言’，黄帝言不是空的，有物为证，解决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疑难问题。”[12]
再从本书的结构方面赘述片言。本书虽系“文集”书体，然而却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首篇《〈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一文，开宗明义，从否定“杂家”一说起笔，建立新说，提出新道家的概念，有破有立，以立为主，推陈出新，表现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大胆创新和科学开拓精神，为全书的展开设计了方案，竖起了骨架。同时，本篇对新道家产生的时代问题也进行了考证和探索。第二步，作者则分若干层次对于新道家的基本特征、基本政治主张和政治理论以及新道家的主要影响和历史作用（由盛而衰，由成功到失败）做了有史有论的研究叙述，以完成对新道家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系统研究。本书从第二篇论文《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之主要比较》至《汉初儒道之争》一文，均属这一结构。第三步，作者以《王充的思想也属于新道家》以及附录《魏晋时期道家思想的流行》二文，以阐述新道家在发展后期的历史影响，思想余音及其“质变”。使全书有始有终，条分缕析。正如作者所云：“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总不会一成不变，而必然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先秦自然是道家思想的原生阶段，秦和汉初当是次生阶段，魏晋则是再生阶段了。我们认为秦汉之际的道家是新道家，那么魏晋时的道家是什么道家呢？用侯外庐先生所著《中国思想通史》中的说法是：变质的道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