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切磋，继续探讨
《诗经》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任何学术研究总是在相互讨论、取长补短、彼此启迪的环境中发展的。关于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想，由于史料不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存在问题较多。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古帛书《黄帝四经》以及河北省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文子》以来，各派学者纷纷创说，议论非一，此即为先秦和秦汉思想史研究增加了新的难点与疑点。笔者近年亦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现仅就本书所及而又为当前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几个问题提出商榷，并向铁基同志请教。
首先，关于《文子》产生的年代问题。
《文子》一书，向存两说，或谓之真，或谓之伪。《汉书·艺文志》谓：“《文子》九篇。”班固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自此以降直至梁启超也认为此书为“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可是，另有一派人，如王充，直至清人孙星衍、洪亮吉、王念孙等却以为是真本古书，述“黄老”之意者。自1981年《文物》第8期公布，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文子》，经整理研究，其内容与文字大体与《汉志》所记相符，其中有六章与今本《文子》相同。由此，其为先秦古籍明矣，证明《诸子略》记载可靠，王充等人所见正确。然其书年代尚待考证。铁基同志定为：“战国末年，或者秦末汉初。”[14]其理由是：“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都抄它的内容来看，《文子》产生在战国末年——黄老新道家的形成时期更为合理。”[15]这一点似乎可做进一步探讨。若从上列前提出发，得出“《文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的结论，也不无道理。因为，既然“《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抄它的内容”，就说明它既比《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年代古，且具学术权威性质。这就排除了它成书于“战国末年，或者秦末汉初”的可能性，此其一。第二，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再去推断《文子》的成书年代。《吕氏春秋·序意》作者谓成书于“秦八年”。“秦八年”，据孙星衍、陈奇猷考证为“秦始皇即位之六年（公元前241年）”（《〈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见《吕氏春秋校释·附录》）是年当秦统一六国前二十年，况本书又系“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成。因而成书必经过一个组织过程和写作过程。故，说此书成于战国后期则可，谓其“成于战国末年”则难矣。再者，就《吕氏春秋》所述内容，多系战国中期以前之人之事。特别是《庄子》材料较多，他如《墨子》学说、曾子学说、孟子学说、老子思想、杨朱思想、惠施思想、邹衍思想、商鞅思想等，多为战国中期以前之史。由此亦可推断，谓《文子》为“战国末年，或者秦末汉初”之作，于年代恐不契合。
其次，关于战国时期百家之学互相融合的趋势自何时开始的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者中流传着一种传统观念，即多以为中国先秦百家之学相互融合之发展趋势始自战国后期。本书亦持此论。如说：“当然，从战国后期开始，各家各派都在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只不过各自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吸收，各自所标榜和强调的不同罢了。”[16]窃以为此论亦需商榷。考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之发展，自春秋末年随着“学术下移”“私人讲学”之风盛行，便逐渐开始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是一个集合性概念，由多种成分集合而成，他们之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在学术思想方面呈现矛盾—分化—综合—矛盾的发展趋势。战国初期出现的第一次学术综合，是“儒墨显学”的互相对立与互相影响。之后接踵而起的便是“道法儒”三者之间更大的综合和渗透。例如，墨学创始人墨翟，即曾以儒为师，“出于儒门”。《庄子·齐物论》说：“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在字面看来，虽然为儒、墨二家之矛盾、对立，但实际上，却包含着这二家更深层的融合。此如《吕氏春秋·有度》谓：“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昔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这就是墨学容纳了儒学。因而，我们在《墨子》书中，不但能够看到“非命”“非儒”“非乐”“节葬”等反儒思想，更能看到“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贵义”等深受儒学影响之思想，是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之第一次大综合。故《盐铁论》有所谓“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申韩篇》）之论。此后，又渐次出现了道、法、儒、墨、名、阴阳等各家之间更大融合的发展趋势。《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均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各家学术思想综合发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时代特点。至于《吕氏春秋》更是一部叙论百家、兼收并蓄的“综合”论坛性学术论著。其所述战国中期以前各派学说相互融合之迹，甚明。故以为各家各派学术观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从战国后期开始”之论，尚需进一步研究。
以上两点均为当前正在讨论的问题。笔者读铁基近著《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虽然启发良多，受益匪浅，但是亦愿献出此疑，相互切磋，以利继续探讨，取得更新成果。
（原载《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1]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2]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4]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9页。
[5]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6]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7]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3页。
[8]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6—127页。
[9]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0]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11]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84页。
[12]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7页。
[1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1页。
[14]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5]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6]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