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先生的“新奇”事

刘中兴

初识熊铁基先生，还是在历史系专业选修课“中华元典导读”的课堂上。作为历史系的本科生，我对熊先生可是神往已久。当先生走上讲台之时，我们才发现，满头银发、身材瘦小的先生，和名字的“威猛”大相径庭。但一节课之后，我们又发现，先生的学识和名字还是挺配的。时至今日，先生用一节课讲解“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和先生真正熟识起来，还是在2003年7月我本科毕业留在学院担任学生辅导员之后。时值百年校庆前夕，王玉德院长让我负责校友信息的汇总、校对以及学院专题片的制作。先生是学院最早的一批学生和老师，所以我需要经常拜访他。先生平易近人，且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我们也发现，先生不仅诲人不倦，更有发自内心的对新知识、新事物的好奇，先生的求知欲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强。

2003年前后正是手机普及之时，先生赶潮流配备了手机，还是比较上档次的翻盖机。但先生不满足于手机通话，因为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的业务，他就对短信的使用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数次“巡查”办公室的时候，虚心地让我教他发短信。那时的手机没有手写功能，先生在读书时也没学过拼音，只能用笔画输入法。自己能用是一回事，但教先生使用却不容易：按键太小，上面的字符更小，按几次才能显示出需要的笔画，还有怎么选中。先生像个小学生一样，专心致志地听着我的讲解，一遍又一遍地上手操作。经过不下五次的讲授，先生终于能够自己独立编写短信。当看到他的信息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时，先生的那份雀跃就像个孩童。在这之后，先生热衷于开发手机的各种新功能，直到后来先生到行政楼“巡查”，遇见我还会“卖弄”他学会的新本领。

熊老师对于“新奇”事物，总是希望尝试一番。除了手机，他对我当时骑的踏板摩托车也充满了好奇。对于他想感受驾驶的想法，我果断地让他不要“妄想”。但对先生想乘坐一下的愿望，我就不好拒绝了。我骑车带着先生，让先生紧紧扶着我的肩，从行政楼转到北门。回来时先生从跨坐变为侧坐，他说看风景的角度不一样，都要体验一番。当时已是十二月初冬之时，在寒风中兜了两圈，我却出了一身冷汗：万一先生掉下来可咋办！后来先生只要在校园里遇见我骑着车，总要兜个风。以至于后来我卖了摩托车换了小车，先生还不免有点小遗憾。

在生活中充满新奇感，但回到学问一事，先生对“新奇”却谨慎很多。2013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晚明东林运动与公共舆论》，为了让东林党这个老题目有点新意，便采用了传播学的“拉斯维尔传播模式”来解读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和效果，自认为较有创新之处。先生是答辩委员之一，对我的创新之举，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虽然能通过答辩，但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大众传播之上，至少在晚明社会还没有大众传播的条件，而且论证显得碎片化，如果论文想出版，就要老老实实从东林党本身入手，按照东林运动的发展与社会舆论的互动变迁进行讨论”。先生还尖锐地批评：“你是文件写多了，论文里面这么多时代新词汇，都不是史学论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先生的话语振聋发聩，告诫我们史学研究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现在答辩已经过去八年，我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出版。按照先生的建议，我以东林党的发展轨迹为轴，重新拟定框架进行改写，争取十年能达到先生的要求和期望。

以“新奇”为乐，不以“新奇”治学，我想这就是先生的长寿之道和学问之源吧。所以，现在每次遇见先生，我也习惯了问先生：“最近有什么好玩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