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熊铁基先生米寿之时的记忆
马良怀
人生漫长，所知所遇无计其数，然而，能够走进记忆之域的并不多。今天，在恭祝熊铁基先生米寿之喜的时刻，我想将与熊先生交往的二三记忆写出来做一纪念，且以此为寿！
我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七五级的工农兵学员，大学三年一直生活在桂子山上，但从进校到毕业，都不知道本系有一位名曰熊铁基的教师。因为，虽说当年他也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教师，但生活的空间却在湖北省的京山县，原因是华中师范学院在京山县办了一个分院，学校的许多老师便长期待在了桂子山之外。说来也巧，我和熊铁基老师的相识，便是在这个京山分院里发生的。
一九七八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安排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给张舜徽先生当助手。大约是见我年轻无负担，当时的系领导便让我先当两年的学生辅导员（当时称“指导员”），且第一年先得离开武汉。因为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学生人数增多，桂子山上的教室和宿舍都不够用，于是学校决定中文、历史、政治三系的新生先到京山分院待一段时间做一过渡。
当年我是和历史系七八级的新生一道坐一辆敞篷汽车去的京山，迎接我们的便有熊先生。这是我与熊先生的初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人清瘦，精力充沛，热情爽朗，快人快语，属于那种见面就愿意交往的人。
直到大学毕业，我都不知道桂子山之外的华中师范学院还有一个分院存在，所以，当时于我，京山完全是一块陌生的土地。当我跳下敞篷汽车时，和同时到达的学生一样手足无措。好在有熊先生在，他以主人的身份迎接我们，带着我将学生一个一个地送进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宿舍，然后又领我围着校园转了一圈，让我了解食堂、图书馆、行政楼、教学楼、教工宿舍的具体位置。
由于熊先生的家安顿在桂子山（熊铁基先生的爱人李雪松老师也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教师），自己则在京山长期过着一种“单身汉”生活，住的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十分简陋，记得其中仅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是不是还有一个洗脸架，我就记不太清了。不过，看上去熊先生却生活得十分坦然，说他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大约也是可以的。熊先生当时正值壮年，精力旺盛，除了教学、科研，他会把许多时间花在学生身上，经常到学生宿舍里和学生交谈，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烦恼忧愁，向需要帮助的学生伸出援助之手。他从我手里要去学生登记表，不仅用心记住每一学生的姓名、相貌（登记表上有照片），而且还记住了学生们的家庭住地、入校前的职业（七八级有很多大龄学生，入校前多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这不仅有利于他与学生的交往，同时也丰富了他的教学。课堂上，当某位学生的住地、职业与教学内容具有关联的时候，他会将其融入课堂，使其生动有趣，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许多年后，每当我与七八级的学生相逢之时，他们大多会记起熊老师，记起熊老师的课堂及帮助。当然，有时他们也会讲一些熊老师十分好玩的故事。总之，在历史系七八级学生的记忆里，熊先生既是一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和蔼平易、让人亲近的朋友。
起先，学校告诉七八级的学生在京山分院的过渡时间为半年，但半年到期，学校又因教室和宿舍的困难让他们再待半年后回桂子山。学生们不干了，请愿、集会，闹起来了，弄得我这个学生指导员十分头大。幸亏有熊先生等教师出面劝解、安抚，总算没有闹出大事。待到终于要离开京山分院的那一天，熊先生则起一个大早，深入每个宿舍察看学生收拾行装，生怕落下些什么，然后又一个个地将所有的学生送上返往桂子山的卡车，且反复叮嘱路上的注意事项，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在为远行的儿女送行。
另一个记忆是熊先生到北京争取保我校历史文献学博士点的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走上正途，恢复高考后不久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考，于是有了一批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点。我校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厕身其中，是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第一个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博士授予点，导师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
1992年11月，舜徽先生仙逝，这既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我校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的一次危机。因为作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博士点的唯一导师去世，如果在一定时间段内没有人能顶上去获取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这个博士点就会被取消。于是，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博士点，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学术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平台，熊先生便带上自己的学术作品去了北京。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先生便叫上我，陪着他去拜访那些在评博士生导师时能够说得上话的学术大家，记得仅北京大学就先后拜访了邓广铭、宿白、田余庆诸位先生。在今天，为了学科的发展而东南西北四处跑评委的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当年熊先生的拜访则只是送上了几本自己的学术著作，好在当时学术界的风气甚好，所以，熊先生凭借自己学术实力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获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为保住我校中国历史学的博士点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先生的这次北京之行是不是自己掏腰包我不知道，只记得他告诉我没有去住旅馆，而是住在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硕士生的家里。他还告诉我，年轻人工作累，起得晚，每天的早点都是他到街上帮助买的，于此也可以了解到熊先生与自己学生的友好关系。
最后一个记忆十分有趣，因为与喝酒有关。
获得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后，熊先生开山立派、广收门徒也就成为必然。1994年，熊先生招考第一届博士生，考生中姚伟钧、王作新、吴琦、郭康松四人获得了面试资格。为了构成一个面试组，熊先生邀历史文献所的周国林先生和我参与其中。时至今日，当初面试的过程和内容已经十分模糊，但我对当天的晚餐却记忆深刻。
面试结束后，熊先生十分高兴，于家中摆宴庆贺。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来，叮嘱大家量力而行，不要喝醉了。六条汉子相视一笑，因为其中的大多数便是这一瓶的量，结果是菜还没吃几口，一瓶酒便见了底。熊先生认真地观察了一番在座的各位，发现大家并没有放下酒杯的意思，只好又到柜子里找出以前某个来客没有喝完的半瓶酒。而最后的结局却是，六条汉子无所顾忌地把熊先生柜子里所有的半瓶酒来了一次彻底清扫。我估计，不善饮酒的熊先生当时一定会在心中犯嘀咕：“我招来的究竟是未来的博士，还是一批酒徒？”好在熊先生的这几位开山大弟子后来都十分了得，成了各自学科里有影响的学者。如果今天，再让熊先生去回想那一顿令他目瞪口呆的晚餐，说不定会说上一句：“原来，酒量和学术成就也是可以成正比的。”我猜想得对吗，尊敬的铁基先生？！
2020年12月13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