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文化史的“根基”
熊铁基先生曾经回顾“学史的经历和体会”，首先说到“基础和传统”。他写道：“基础，有的学者说是‘根基’，有的人是根深叶茂，有的人则根底浅薄，我属于后者，但总归有根。”[11]说“浅薄”，当然是过于自谦了。至于“根”，熊铁基先生在有关“历史与现实”“史论关系”“博览与精读”“学·问·思”等问题的回顾中[12]，都说到“理论”学习奠定的史学基础。
熊铁基先生是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对老学、庄学研究的成就，学界众所周知。对《鹖冠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就道家、道教、道学，熊铁基先生均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全面的说明。
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编撰计划中，熊铁基先生承担了《秦汉文化志》的编写任务。《秦汉文化志》问世，学界普遍肯定其成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是熊铁基先生在一系列对道家思想源流予以认真探索的论著的基础上完成的新的学术成果[13]。这部著作的出版，在秦汉史学界和中国古代思想史学界都有积极的反响。赵吉惠先生以为“立论有据，自成一说，见解新颖”，是“近年秦汉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14]。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基础上，又有《秦汉新道家》一书推出[15]。
《秦汉新道家》分列“历史篇”和“思想篇”。“历史篇”计7章：从“稷下黄老”到“家人之言”——新道家问题的提出；《文子》《经法》及其他——黄老之学的著作；诸子“文篇俱在”与“秦圣”自谓“真人”——秦代的道家思潮；“学老子者则绌儒学”——汉初的儒道之争；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从吕不韦到诸葛——新道家的发展；黄老·老庄·道教·玄学——道家名与实的演变。“思想篇”则有12章：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思想之比较；《吕氏春秋》两论；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突出代表；司马迁父子的道家思想；《淮南子》集黄老道论之大成；《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及其与《吕氏春秋》的比较；严遵的《老子指归》；论扬雄的道家思想；《老子河上公章句》；略论刘秀为政的指导思想；“合黄老之义”的王充；秦汉新道家之“殿军”诸葛亮。书末又有附录一：范蠡其人其事及其思想；附录二：从“存天理，灭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附录三：关于古书目录中的“杂家”类。“历史篇”和“思想篇”的设置，有意从纵和横两种角度说明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性质和面貌。这一努力是成功的。读者通过书中的论述，可以得到有关这一主题的接近全景式的历史文化知识。应当说，这是一部全面总结道家在秦汉时期发展成熟并且实现新的时代变化之思想史过程的深层次的专著。
人们又可以看到，全书的篇目设计并不像有些著作那样力图结构完整、覆盖全面，以致为了撑起其形式，不得不充涨某些部分，若干内容不免空疏，甚至有“注水”之嫌。熊铁基先生的这部专著，其实每一章都可以看作能够独立成说的精彩的学术论文，各有透辟之说，因而显著提升了全书的学术质量，瞻览各篇章，使人心生珠零锦粲之感。这是因为，作者二十多年前已经推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其中许多观点已经历年反复锤炼，逐步深化，其中研究心得，用作者自己的话“深思熟虑”来形容，是确当的。也许这种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对于一味求“新”而往往“见异思迁”的倾向，也是一种教育。
熊铁基先生对“秦汉新道家”的学术定义，应当说是明确的。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有“新”的时代特征。前有“秦汉”的时代规定，自然是可以成立的。不像现今常见的所谓“后某某”的时代判定或以历史特征为标准的风格判定，随着历史的延续，就丧失了指代的明确性。也许有的学者对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中的若干学术判断存在异议，但是对这部书的总体学术价值，无疑应当肯定。作者对诸多学术源流中的具有特殊文化影响的一脉进行清理其渊源、分析其流变的工作，不仅表现在对各主要思想家和体现道家思想的主要论著以及相关重大问题均已论及，各陈新见，而且已阐明其间相互联系，有内在的学术逻辑联系。
作者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或者说思想方法问题，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关于古代学术思想有没有派别之分，作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派别意识还很强，如儒、墨就比较突出，司马谈归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是对学术派别客观存在的一种总结，没有必要否认。但是，是否也有某些人物“学术派别意识”不很强，或者比较微弱，甚至几乎不易察觉的情形？作者说到的“具体情况也很复杂”，可能就包括这样的情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一定要贴上某一“派别”的标签，就有可能会偏离历史真实。此外，对于“古代有没有‘指导思想’”，作者认为应该是有的，虽然不会以什么纲领性文件来体现，但指导思想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作者说，古代指导思想大多是通过对具体事的处理表现出来的，通过许多具体表现，集中看到一种主要起作用的思想，就是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这个阶级的。”[16]怎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各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怎样的层次、以什么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占统治地位”，其实都还值得深思。更何况“统治阶级”自身的“思想”也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关“纯任德教”还是“霸王道杂之”的异议[17]，就是实例之一。“指导思想”的说法之所以可疑，还在于判定何种思想是“指导思想”的定义之不确定。“指导思想”是“指导”什么的“思想”？是“指导”政治管理，“指导”经济操作，“指导”文化走向，还是指导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价值判断？谁提出这种“指导”？谁认可这种“指导”？如果我们把“指导思想”的认识绝对化、简单化，或许也有偏离历史真实的危险。应当说，《秦汉新道家》的作者引导大家思考这些问题，也可以看作学术探索的推进，可以理解为学术工作的成功[18]。
作为后学者，我虽然也有论著片段涉及秦汉思想史，但是在理论方面的缺失，承张岂之老师、林甘泉老师、田昌五老师指出，深心愧怍。后来补救的努力，承熊铁基先生大著的导引，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