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老庄学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

熊铁基先生的老庄学研究既是学术史的研究，更是思想史的研究，将老庄学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对老庄学研究的深入发掘，同时也是对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的开拓。

由于老子之道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多义性和抽象性，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都可以对《老子》进行主旨不同的解释。唐代的赵志坚云：“以文属身，节解之意也；飞炼上药，丹经之祖也；远说虚无，王弼之类也；以事明理，孙登之辈也；存诸法象，阴阳之流也；安存戒亡，韩非之喻也；溺心灭质，严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学之宗也。”^[11]宋元之际的杜道坚更从时代的高度加以概括：“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12]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每一个注释研究者也有其各自所理解的“老子”，这是老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重要特征。因此，韩非、严遵、王弼、孙登……历代注家总能从《老子》中解读出不同的宗趣，阐发出不同的新义，从而保证了老学发展的长盛不衰。对此，熊铁基先生总结说：“这如此众多的‘老子’与作为原典的《老子》之间，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正是这种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的长久交织、演进，组成了老学发展的历史，且赋予了它极为丰富的内容。”^[13]熊先生的这一总结可谓画龙点睛，《庄子》与对《庄子》的诠释，其关系与此相同。也就是说，老庄学发展的历史，即各个时代的学者们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时代变化，不断地对《老子》《庄子》做出创造性解释的历史。据此，我们可以从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和研究各历史时期的老庄学著作。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老庄学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作注者对《老子》《庄子》文本的领会与掌握情况；其二，作注者本人的理论建树及其思想特点；其三，老庄学的时代特色，即老庄学思想所折射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某些哲学思潮的特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

仅以对《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为例，汉代的学者大都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论，到王弼注释《老子》时，则融进了新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本末体用等范畴的运用，将老子之道本体化，从而建构了他的玄学思想体系。到唐代时，老学研究者对《老子》本体论的探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便是重玄学的出现。重玄之学是成玄英、李荣、杜光庭等一批道教学者在注释《老子》时发展起来的，其建立和发展，既是对魏晋玄学的超越，又是援佛入道、佛道相激的结果。宋代以后，心性之学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而为儒、道、释三教一起讨论，于是，以心性解《老子》成为宋代以后老庄学发展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老学旨趣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构成了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