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训练和资料训练
康香阁：您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在研究生班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学术训练？
熊铁基：1956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保送考研究生，就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通史研究班。我记得在当时全国有三所重点师范大学，一所是东北师大，一所是北京师大，一所是华东师大，这三所师大都办过历史学研究生班，有的是近代史，有的是世界史。像华东师大就还有一个世界史班，请的是苏联专家来教的。我们班叫作中国通史班，就是古代史班。这三种形式的研究生班，在当时办了三四届，培养出了一批人。这批人在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乃至“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初期，都是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骨干，也有很多人在当时就当了各个学校的中层领导干部，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教授、副教授、讲师这些头衔。新中国成立后，讲师这些职称只是在60年代曾经搞过一段时期，没搞下去“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高校才恢复了评职称。
给我们研究生班上课的老师有吴泽先生、李平心先生、束世徵先生等，还有施奇老先生、戴家祥先生等授过课，听的报告就更多了。平心先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他写过一部著作《人民文豪鲁迅》，他对甲骨文、金文做过考释，先秦的历史他也研究，很有才气。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平心文集》。施奇老先生给我们讲《庄子》。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读了研究生班。当时得到的收获就是两个基本训练，一个是理论方面的训练，一个是文献方面的训练。
理论方面的训练，因为我们的指导教师吴泽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面貌出现的，而且是从年轻的时候，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面貌。所以在理论观点上面，他提倡要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我们读马列主义的原著。我们读过《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中的部分章节，再后来就是学习《反杜林论》，还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没有学好，这是个事实，但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经过这个基本训练的。我记得李泽厚在他的一本书的后记里写过这样的话，他说他自己是马列主义理论培训出来的。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比我大一两岁，我和李学勤同年，都是1933年，我比林甘泉也要小一点，我们这一批人确实是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训练。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训练，我写了好几篇文章申辩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后来被变成教条化，那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大家都在那个路上走过，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思想、方法的训练，对一代人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翦伯赞就写过一篇文章，他就讲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学立场、观点、方法，但这个立场、观点、方法怎么个学法，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它不是说让你去背条文，不是说一定要引一段毛主席怎么说。但后来教条到不仅要引用毛主席怎么说，还要引用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斯大林怎么说，甚至于苏联专家怎么说，都成了所谓的理论依据，那是走歪了的一条道路。但是，在读马列主义著作之后，在思维能力方面得到的一种训练，还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他承认不承认，都经历了这个过程，这是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年龄大的一些老师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张舜徽老师，他们都是一九一几年出生的那些人，他们这一代的人有的早就学习了马列主义，像侯外庐、翦伯赞、郭沫若他们。有些老先生，像张舜徽老师这样一些人，新中国成立前就没学过马列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习马列主义变成了大家的一项任务，变成了一个指导思想，等等。所以，像张舜徽老师也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学习之后有没有影响呢？也有影响的。像张舜徽老师就写过《中华人民通史》，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在写《中华人民通史》之前，华中工学院还给他出了一本《劳动人民创物志》。我想这些著作的出现，就是接受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思想，也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那样一个时代的影响下，从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培养了一代学者，或者训练了一代学者，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前些年，我也听说传来了很多西方的理论，而且有些西方理论是西方老早的、过了时的理论，我们再把它搬出来，是不是适用，这个理论训练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这倒还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就是曾经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排除那些极左的，排除那些偏了的东西之外，这个训练是可以肯定的。
对社会上不时出现的一些所谓西方新理论，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青年人接受得快。但有一句话值得我与青年同志共同注意：“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新东西。”但愿我们都不犯这样的错误。
康香阁：您在文献资料方面的训练是如何进行的？
熊铁基：我在进行理论训练的同时，还要接受文献资料的训练。文献资料的基本训练就是读一些史料书，我们大学阶段是没有读的，研究生阶段可以读了。读原始资料是做学问的基础，非常重要，我们是从最粗浅的原始资料开始读起。我们的吴泽老师、束世徵老师让我们读《资治通鉴》，而且是读没标点的《资治通鉴》。为了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读懂，开始一个小时只能够读一页，一页就是四五百字。看不懂的词，就翻字典。看得多了，像《资治通鉴》中那些年号的记载，开始看不懂，以后慢慢就懂了，懂了之后，就可以读下去了，从开始每个小时读一页，到后来每个小时可以读一二十页，这样一个基本训练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学院现在培养的秦汉史研究生，就要求他们读前四史，这也是基本训练。是不是说读了前四史，这些材料就都能记得了呢？那是不可能的，谁也不能都记得。但是，读总比不读要好，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你就知道这个材料可能在什么地方。有时候，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就把我读《史记》的笔记拿给他们看，我这上面记着某月2日读的哪一篇，某月3日读了哪两篇，就记录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现在要是写文章，还得看《史记》，还得反反复复地看，你读了之后就知道这个材料可能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这个材料的价值你怎么把它化解出来。读了和没有读就是两回事。
我们读研究生期间，就是得到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基本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