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洗还同铸出新——熊铁基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
刘玲娣
在许多人眼里，业师熊铁基先生身上最显著的身份是秦汉史老专家。熊老师不仅参与了秦汉史研究会1979年的筹备工作和1981年在西安召开的成立大会，也是研究会历次年会最积极的参与者。如果秦汉史学会策划一个“优秀会员”或者“积极分子”“骨干分子”评选活动，熊老师必然毫无悬念地高居光荣榜榜首，四顾天下无敌手。秦汉史研究会成立以来的近四十年里，已经累计召开了十五届年会，熊老师是秦汉史会员中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了所有年会的会员，他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秦汉史研究全部发展过程的真正见证者。
十年动乱对学术的破坏众所周知，熊老师也说自己“真正开始做秦汉史研究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方向的选择，既与一定的历史契机息息相关，也与学者自身的学术眼光有着极大的关系。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大批秦简，引起学界震动。云梦秦简内容十分丰富，极大地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对秦制特别是秦法律制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熊老师说他之所以走上研究秦汉史的道路，就是因为读云梦秦简。在这之前，熊老师原本打算研究明清史，并曾在隋唐史领域里摸索数年。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进行秦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学术探索的同时，熊老师逐步开辟了一块新的学术园地——道家道教研究。2002年，经熊老师多方努力，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正式成立，熊老师出任中心主任。中心下设老庄学研究室、全真道研究室和地方道教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2009年中心成功获批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近二十年的历程中，熊老师领导中心研究人员，不仅组织召开了多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还承担了“老子集成”“中国老学通史”等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策划出版了道家道教研究丛书等大量高质量学术著作。如果以1995年与刘韶军教授等人合著的《中国老学史》的出版为标志，熊老师在老庄学和道家道教研究领域的耕耘也有二十六年了。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熊老师在秦汉制度史、秦汉文化史、汉代学术史、老庄学以及早期道教等方面均有大量学术收获。其中秦汉制度史是熊老师最早涉猎且取得了骄人成绩的领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秦汉官制史稿》（与安作璋先生合著，齐鲁书社，1984年）、《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而秦汉思想文化和道家道教史则是熊老师用力最深、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熊老师智力超群，思维活跃，在《秦汉官制史稿》和《秦汉军事制度史》完成后，略显枯燥的制度史已不能满足其学术兴味，因此，与秦汉制度史研究几乎同时开始的秦汉思想文化史后来逐步成为熊老师学术研究的重心所在。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熊老师表达了这样的认识：“在传统文化中有影响的、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学术和思想。”[1]这是熊老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中总结出的肺腑之言，或许可以用来解释熊老师的学术方向何以会从制度史“转移”到思想文化史上来。
截至目前，熊老师独立或合作撰写的思想文化史专著有《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中国老学史》（与刘韶军等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与刘固盛等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庄学史》（与刘固盛、刘韶军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道教文化十二讲》（与刘固盛等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秦汉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另外还有由熊老师担任主编，由华中师范大学李宝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康庆两位主笔的《二十世纪中国庄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列入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老庄学研究系列。
熊老师研究学术史、思想史，最不喜落入俗套，也极力避免拾人牙慧，这一点他自己曾多次谈到并反复强调。一些选题看起来是老题目，材料也是老材料，似乎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但熊老师却常常能发人所未发，无论切入问题的视角，还是对材料的深入解读，乃至最后的结论，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发性。比如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逐步形成系统认识的秦汉新道家研究，近年来提出的道教的产生应当提前到战国时期等观点，均属此类。“在史学研究中，真正的新东西，真正的创新，我觉得应该有几种情况，即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或者旧材料的新解释与新运用，新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以及新观点和方法的运用，等等。”[2]熊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学术创新，在上述几方面均有表现，例如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收入《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入选华中师范大学桂岳书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的《秦代赋税徭役制度初探》《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释〈南郡守腾文书〉——读云梦秦简札记》《啬夫考——读云梦秦简札记》等代表性论文，都是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熊老师及时研读这批最新出土文献的直接成果。但是熊老师的学术创新，笔者以为表现最突出的还是在旧材料的新解释与新运用上。
熊老师论汉代学术的特点、周秦诸子、秦汉新道家、道教神仙思想以及道教起源等老问题，使用的材料大多数属于严耕望先生所说的“普通史料”。“普通史料”相当于熊老师说的“旧材料”，是相对于“新史料”而言的。在著名的《治史三书》中，严耕望先生多次强调治史者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3]。所谓“人人所能看到的书”，是“普通史料”“旧史料”或者“传统史料”的另一种说法，比如历代正史和各类政书，均属“人人所能看到的书”（当然在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新史料”出现后，“人人能看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在“新史料”与“普通史料”之间，严耕望先生更强调“普通史料”的核心地位，更看重学者理解和把握传统史料的基本能力，“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那么为何要强调这一点？除了对当时学界部分人将新资料“占为己有”的“自私恶劣”现象表达不满外，严耕望先生还认为，如果一个学者“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而“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4]。他推重的“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无不是运用“普通史料”的高手，他们或专深，或博赡，均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严耕望先生关于新旧史料的使用与学者个人是否“高明”的论说，其实也是他个人治史取经“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5]的经验总结。他的名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都是从“普通史料”中研究出的“新的成果”。
但是重视“普通史料”并不表明“新史料”就不重要，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有关“新史料”的史学价值的论说多为学界称引：“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然而陈寅恪先生本人的主要学术成就均以传统史料为依托，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这说明一个学人选择什么样的治史路径，不必千篇一律。“新史料”和传统史料能够充分结合，合理利用，自然最好。但假如某些关键问题的持续研究缺乏足够的“新史料”可资利用，那么传统史料的再研究和再利用，就更能检验一个史学研究者的功底。
20世纪以来，汉晋简帛不断问世，熊老师也十分关注出土文献，他提出汉代对先秦典籍进行了全面改造的观点，这一认识的形成，就与他对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的研读有关。但是熊老师治秦汉史、思想文化史，最注重的还是精读普通史料的基本功夫，这是对前辈学人朴素、务实学风的自觉继承。在对传统史料的重新解读上，或者用严耕望先生的话讲，从“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熊老师堪称高明。这一点，的确“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
熊老师有关秦汉新道家的研究，就是高明的最好例证。他说：“2002年，我完成《中国庄学史》后，就开始思考‘秦汉学术史’的问题。学术史是秦汉史领域的一个老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考虑如何将这个老问题写出新见解。起初的想法是接续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后名《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写顾先生未写到的内容。后来在写作过程中，得知学界也有相似著作，所以一直考虑如何与已有的学术史有所不同。对于一些老问题，我努力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6]先秦诸子的学派问题就是战国秦汉学术史中的众多“老问题”之一，熊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远在2002年之前。笔者以为，秦汉新道家的系统思考是熊老师处理这类“老问题”时最具创新精神的表现。
20世纪70年代末，熊老师在研究秦汉子书《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过程中，对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诸子略”中的诸子特别道家的思想及其发展脉络产生了一些新认识。1981年，他将思考所得撰写成文，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为题，发表在《文史哲》上，正式标举“秦汉新道家”概念。这篇文章对熊老师未来的学术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文章发表后，他“从此由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转向思想文化史的研究”[7]。这篇文章和《重评〈吕氏春秋〉》（《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都收入了《熊铁基学术论著选》（所有文章都由熊老师自选）。
20世纪90年代之前，熊老师用力最深的其实是秦汉制度史，1984年和1990年先后出版了《秦汉官制史稿》（与安作璋先生合著）和《秦汉军事制度史》。熊老师说他“研究思想史从《吕氏春秋》开始，与制度史的研究（从官制史开始）差不多同时进行，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8]。既然是“同时”，那么前面说到的“转向”，大概指的是他在探究秦汉制度史的同时，逐渐将主要兴趣“转移”到秦汉思想文化史上。作为政治制度史的《秦汉官制史稿》和作为思想文化史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都在1984年问世，就是最好的说明。在2019年的访谈中，熊老师也以秦汉新道家的研究为例，用“发展”解释了“转移”：“所以我的兴趣不是在转移，而是不断在发展，是随着我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产生的。比如对‘秦汉新道家’的研究，别人都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是杂家，但我读后发现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样的，所以提出‘秦汉新道家’的观点。这不是兴趣转移，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提出的问题。”[9]
学界对熊老师《秦汉新道家》的创新性早已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臧知非先生评价说，《秦汉新道家》“从学理上对秦汉时期新道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属性深入探讨并补充前者不足的同时，注重从‘变’的角度，对新道家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这在近20年的秦汉思想史研究中是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学术创新特色的”[10]。秦汉新道家作为一个新提法，有两点最值得注意。首先，它是一个现代词汇，被用来总括秦汉之际的主要社会思潮。在历史典籍中，只有“道家”“黄老”“黄老术”“黄老之学”“黄帝老子之学”等说法。提出“秦汉新道家”这个概念，其目标并非取代“黄老道家”“黄老之学”等已有概念，而是深化对它们的认识。事实上，学术界至今仍然在普遍使用这两个旧有概念，与使用秦汉新道家的提法并行不悖。其次，《汉书·艺文志》归类为“杂家”的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被熊老师视为反映秦汉新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总的来说，秦汉新道家是对《汉志》“杂家”陈说的推翻，也是对战国秦汉时期“道家”作为一个学派的系统性建构。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两点上，熊老师的秦汉学术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创新意识。
《秦汉新道家》集中体现了熊老师对战国秦汉以学术流派为核心内容的学术史的深入认识。众所周知，《汉志》对诸子的论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汉志》的说法被作为定论，不仅诸子皆出于王官说被普遍接受，九流十家的类别划分也多为后人论学所继承。司马谈论先秦思想学术止于六家，班固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基础，在六家之外，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几家，称为“九流十家”，其中最特别的是“杂家”。“杂家”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汉志》。根据班固的概述，“杂家”最显著的特点似乎是“杂”：“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可见列入“杂家”的书籍，之所以被认为“杂”，是由于它“兼”“合”儒、墨、名、法等多种思想，不专主一家。《汉志》共著录“杂家”类书籍二十家，四百零三篇，其中最后两种书叫《推杂书》和《杂家言》，书名中即有“杂”字，“杂家”之“杂”可想而知。
《汉志》以分类为手段，达到图书著录的目的，其直接目的并非学术流派的分类。班固在《汉志》结尾处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明确指出“种”“家”“卷”都是“书”的分类。但是《汉志》是否存在图书分类与学派划分的重叠呢？对此，熊老师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结合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学派的划分是客观存在的，是汉人对先秦诸子客观情况的总结和分析。这种学派的划分客观上有利于学术发展史的研究”。他还强调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一个“显然的问题是，汉代以后直至今日，我们仍沿用儒家、道家之类的划分法，就因为客观上始终存在一个学术思想的分歧问题”[11]。笔者以为，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大概由于过去过分夸大了儒道、儒墨等不同思想之间的分歧，过分强调诸子之间的门户壁垒，在出土文献的刺激下，有学者为了纠正错误，曲解胡适先生对诸子的论述，提出先秦无学派的观点，甚至认为思想研究应该抛弃学派思维。熊老师从历史事实和历史研究两个方面肯定学派存在的客观性以及学派研究的价值，其学术意义应该充分肯定。《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等文章是概述性的高屋建瓴的大文章，熊老师在这些文章中都强调了学派问题。或许他提出的某些具体观点并非人人都赞同，但是一些关于学派研究的整体性认识都是多年思考的总结，深具启发性。比如强调在动态中把握“学派”问题，不能胶柱鼓瑟，“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孔子、老子，也决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儒家、道家”[12]。这样的认识，应该是熊老师多年研究“秦汉新道家”的心得。
就图书分类来说，《汉志》的分类原则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兵家”也名之为“家”，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之“家”用法一样，且班固认为“兵家”与九流十家同出于王官（“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但是在《汉志》中，“兵家”并未列入“诸子略”，而是著录在“兵书略”中，“兵书略”下面再细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种。那么《汉志》为何不将与九流十家同出于王官的“兵家”也列入诸子呢？《汉书》对此并无解释。或许是因为如李零先生所说，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所涵盖的书籍，皆属于古代的“实用书籍”[13]，记载的是实用技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职业技术类书籍。而“古代的实用知识是学科而不是学派”，“它们不像诸子之书可以追溯其‘家法’于某个实在的人物”[14]。也就是说，《汉志》虽然没有交代具体的划分标准，但实际分类可能蕴含着一定的原则。另外，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偏重思想论说，与实用技术类存在明显的区别。以“兵家”为例，《汉志》著录的兵书种类和篇卷数量远超“诸子”之书的总和，说明兵书历代积累十分可观。无论是书籍的内涵和性质，还是种类和数量，兵家入“诸子”都显得不甚融洽。但是话说回来，既然都出于王官，也都是有助于王道，“兵家”入“诸子”，也未尝不可。熊老师甚至认为，《汉志》除了《诸子略》的九流十家属于“诸子”，《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书籍，均可算作“诸子”[15]。
熊老师也认识到《汉志》分类不尽合理，并且敏锐地注意到《汉志》中呈现的“杂家”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提到的“道家”在内涵和特点上都十分接近。仔细辨别后，他认为司马谈“没有看到道家的发展变化”，只是笼统地谈道家，没有对老庄道家与秦汉时期的道家做出区分，而“班固（也许本于刘向）……发现了比较重大的不同，才列出了一个杂家”。由此他进一步认为，《汉志》诸子略中的“道家”是“老、庄那样的‘道家’”，不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家’”。由于“老、庄那样的‘道家’”和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存在明显的不同，班固（或刘向）就将“司马谈所说的道家”放进了“杂家”这个“不伦不类”的分类之中。用熊老师的话说，班固“把司马谈所说的‘道家’放在杂家类，以区别于老、庄那样的道家”[16]。班固是否有这样的主观意识无法证实，但这一说法符合合理推测的原则。换言之，《汉志》中的“杂家”即便不完全等同于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也应该包含了这个“道家”。那么“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就只能是“老、庄那样的‘道家’”发展到秦汉时期的新形式。为了凸显“司马谈所说‘道家’”的发展性，熊老师郑重地给了它另外一个名称——秦汉新道家。
《汉志》著录的“杂家”类二十家，幸存下来的只有《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道家”类则有《老子》《庄子》和有伪书之嫌的《鹖冠子》。熊老师充分论证《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既充分吸收了诸子之长，又条理分明，杂而不杂，其思想以道家为归宗。两书不再背负“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家”之名，而是以老庄道家在后世的发展形态即秦汉新道家的新面貌出现。可见，新道家之“新”，必须置于和先秦老庄道家的对比中去理解，只有这样，秦汉新道家的意义才能彰显——“新”字起着连接道家历史脉络的作用。
发表于1979年的《重评〈吕氏春秋〉》主要观点是《吕氏春秋》不是杂凑，也不是折中主义，“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什么，在这篇文章中还不够明确。发表于1981年《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则全面论证了两书实际上并“不杂”，或者说“杂家不杂”。这篇文章明确了前文中所说的“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就是秦汉新道家。
当时正值十年浩劫结束后不久，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令读者耳目一新，很快就引起了秦汉史学界和哲学界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三年之后的1984年，熊老师将后续撰写的一些相关论文结集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篇幅不长，和七年以后出版的修订版《秦汉新道家》相比，篇幅要小很多。熊老师也没有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自撰前言，仅有千余字的后记略做交代。这一缺憾在修订版《秦汉新道家》中得以弥补，《秦汉新道家》的前言不仅详细交代了熊先生思考秦汉新道家问题的缘起、过程以及他与哲学界、思想界和道教界的因缘，也详细阐述了《秦汉新道家》与《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区别以及他对由新道家研究引发的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秦汉新道家》从历史和思想两个大的角度对秦汉新道家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作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增订本，《秦汉新道家》篇幅几乎是旧版的两倍，熊老师也认为《秦汉新道家》在“角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将其视为自己研究秦汉道家二十年的总结性论述。
在过去近四十年间，秦汉新道家的提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肯定者有之，质疑者有之。王子今先生评论：“《秦汉新道家》是一部全面总结道家在秦汉时期发展成熟并且实现新的时代变化之思想史过程的深层次的专著。”[17]臧知非先生则从学术观点和方法论两方面充分肯定《秦汉新道家》的创新性：“就学术观点来说，注意到道家学派在秦汉时代演变和作用的不始于熊铁基先生，但从新的视角，用‘新道家’之名代替传统的黄老观念，系统说明秦汉道家与先秦道家的区别与联系，揭示道家之学在秦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据笔者所见，熊铁基先生则是第一人。……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作者是在全面把握秦汉社会变迁及其与思想文化的关系的基础之上，从思想与政治实践互动的角度探讨思想变迁的深层动因的。”[18]
质疑者要么质疑某一具体观点，比如熊老师认为诸葛亮是“秦汉新道家的殿军”，有人不同意，认为不符合事实；要么从整体上质疑秦汉新道家作为一个学派成立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认为没有必要或存在误解。就具体观点而言，的确存在言人人殊的情况，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熊老师遵循学派发展具有历史线索性、系统性和继承性等普遍性规律，努力挖掘和呈现秦汉新道家作为一个学派的线索。在这样的学术努力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古代学术思想有没有派别之分，这一点前面已经论及，熊老师是充分肯定的。其次则涉及如何界定某一学派的问题。后一问题以前一问题为前提，但后者显然更重要，也是思想史上众所周知的理论性难题。正因为有难度，熊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梳理和论证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熊老师认为历史上有些人物的学术派别意识比较强，如儒、墨二家，司马谈论六家，六家是“对学术派别客观存在的一种总结”。在学派思维的逻辑下，熊老师继续提出问题：“但是，是否也有些人物‘学术派别意识’不很强，或者比较微弱，甚至几乎不易察觉的情形？”在承认“具体情况也很复杂”的情况下，熊老师竭尽史料之可能，在周秦汉魏历史中勾勒出了一个“黄老新道家”的脉络，过去一些不曾予以明确的学派归类，或者被认为是儒家或儒道兼具的人物及其作品被明确置于这一脉络中，这一做法必然引起争议。的确，“对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一定要贴上某一‘派别’的标签，就有可能会偏离历史真实”[19]。不过即便如此，《秦汉新道家》的学术创新性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些质疑中，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的必要性显得至关重要。熊老师也承认，司马迁父子生活在汉初，当时“黄老”备受统治阶级推崇，考之于窦太后等人所好“黄老”，实际上就是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说的“道家”（“道德家”），“‘黄老之言’就是道家言”。那么，既然司马谈所说的“道家”本质上就是“黄老之学”，又有何必要提出秦汉新道家这一概念呢？
笔者以为，秦汉新道家的提法，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秦汉新道家看起来似乎只是“黄老之学”的另一个名称而已，但如果我们深入阅读熊老师的相关论述就会发现，以秦汉新道家这样一个“新”名称指称，学术目的在于揭示道家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弥补过去学术界对道家思想缺乏系统认识的不足。只有把握这一学术创新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秦汉新道家。熊老师在他的论著中和针对学界质疑的回应中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比如他说：“为了对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的儒家、道家作更具体的分析，为了说明不同时期的儒家、道家，给予一定的界定应该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提出‘秦汉新道家’的主要原因……用一个‘新’字来区分，也就是表明发展变化。”[20]
的确，学术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熊老师的新见，有一些争议是细节性的，也有一些是整体性的，但这无损于熊老师作为一位真正学者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学术争鸣本来就是学界常态，只有不断地进行思想交锋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进步。诚如臧知非先生所说：“无论学术界对‘秦汉新道家’之说及其具体问题的分析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作者的思考和探索精神，《秦汉新道家》对深化这一课题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21]
以上是笔者以秦汉新道家为例，说明熊老师治学富有怀疑和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一位学人应该具备的宝贵品格，熊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宋人邵清甫曾以“也无棱郭也无神，露洗还同铸出新”的诗句，赞叹普普通通的金钱花一经露水洗刷，就会焕发出崭新的面貌。熊老师善于利用“普通史料”研究“老问题”，往往使那些看起来毫无生机的题目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这与“露洗还同铸出新”何其相似。
黄老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至今仍是海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发现是其重要推动力。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一学术热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黄老学、黄老道家研究的深入。近年来，随着更多战国秦汉简牍文献问世，更加细致的黄老学文本和思想研究正在持续展开。期待熊老师在这方面能有更多创新性成果问世。
孔子曾说他自己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熊老师岂止不知老之将至，在学术追求上可谓老而弥坚、老而弥笃。他不服老，说“80岁以前，我从没有顾虑过‘老’和是否继续工作这一类的问题”[22]。即便是80岁以后，熊老师也从未间断过学术研究，几乎每年都有数篇学术文章发表。特别是近两年来他对道教起源问题的思考，再次体现了熊老师善于利用“普通史料”，在“老问题”上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的学术创新精神。衷心希望熊老师生命之树常青，学术生命常新！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注释】
[1]叶秋菊、占勇光：《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2]叶秋菊、占勇光：《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3]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4]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5]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6]叶秋菊、占勇光：《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7]熊铁基：《熊铁基学术论著选·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8]叶秋菊、占勇光：《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9]叶秋菊、占勇光：《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10]臧知非：《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11]熊铁基：《再论“秦汉新道家”》，《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2]熊铁基：《再论“秦汉新道家”》，《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3]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14]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15]熊铁基：《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2页。
[16]熊铁基：《熊铁基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40页。
[17]王子今：《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
[18]臧知非：《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19]王子今：《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
[20]熊铁基：《再论秦汉新道家》，《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1]臧知非：《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22]叶秋菊、占勇光：《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