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老：贺熊铁基教授米寿

蔡丽娟

今年是熊铁基教授的米寿，非常荣幸受到范军教授的邀约撰写关于熊师的事迹文字。之后，熊师给我们上课的样子特别是独具特点的语调浮现在眼帘，因此我把熊师为我们开设的选修课程“汉唐文化史”教学情况呈现出来，以祝贺熊师米寿之喜。

我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八四级本科生，熊师的夫人李雪松老师是我班的班主任。八四级历史系共招生136人，分四个班，最初的班主任分别为：一班揭书安老师，二班黄华文老师，三班张毅加、李雪松和张全明老师，四班曹莲莲、徐策伟老师。当年的课程设置与今天师范类的课程设置一样，大学一、二年级必修通史课，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开设选修课，老师们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作为选修课向高年级学生开放，以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研究兴趣和素养，了解学术研究的图谱，为以后的研究和学习提供基础。记得我一共选修了三门课程，分别是熊老师的“汉唐文化史”、吴量恺老师的“明清史”、王瑞明老师的“宋史”。

熊师为八四级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汉唐文化史”的时间在1987年下学期。凭着对文化史的兴趣和盲目偏爱，我毫不犹豫地选修了熊师的“汉唐文化史”课，并且郑重地买了新笔记本打算做课堂笔记。这本保存到今天已经发黄的“汉唐文化史”课程笔记的封面工整地写着“汉唐文化史主讲：熊铁基”。在上第一堂课时标明了日期“1987.9.1星期二”。随后每堂课都标明了上课日期。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我忘了考试得了多少分，但是我当时大概没有听懂、理解这门课程的精髓，以至于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阅读当年的课堂笔记时仍然收获颇丰，没有时空之感。“汉唐文化史”分为四个专题讲授，分别是“导言：什么是文化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东汉经学主体评价”“‘家人之言’的黄老思潮”。

导言中对“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进行了讨论。无疑，这两个概念是这门课程的理论基础，熊师有自己的思考，其解释的精妙之处在于以现实生活为切入点关照概念，如“文化、文明二词互为相关。文化与愚昧是相对的。（有人认为）文明与野蛮相对（不讲礼貌等，在日常生活中交叉使用，在现实中文化与文明有关系）”。熊师对“文化”与“文明”概念内涵的定义在今天仍然是学界探讨的问题，熊师的研究立足于传统文献《易经》，试图从字词中领会含义的做法，今天已经是被学者们接受了的常规方法。如他说：“在汉时，文明出现得早，在《易经》中不仅一次出现，有二意：一是文明与武相对，《易》‘文明以健’（行健不以武而用文明），‘文明以止’（指一件事不用镇压而用说服）；二是文采光明，《易》：‘见龙在田，天下闻名。’（阳气在田，使生万物，所以天下光明）”熊师认为：“文化较晚，在汉以后出现，本意是‘文字教化’，《说苑》：‘凡武之心而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与武相对而言。”现代意义的“文化”与古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的定义一直没有统一。

可以推测，熊师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的思考来源于他的广泛阅读、接纳和比较。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来临，我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东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使老一辈学者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熊师在课堂上专门介绍了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如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台湾学者李萼的专著《中国文化概论》、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文化总批判》、庞朴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论纲》（共十条）。他还特别介绍了1982年6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文化史研讨会，会议的研究成果由上海出版社结集成书出版，书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熊师课堂上表现出的对同行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尊重，以及学术研究应该以讨论为精要的做法给后人提供了榜样，也应该是一份精神财富为我们所谨守。即便是今天，他的论文后面总是加上对某某问题的“再议”，谨慎谦虚之态度跃然纸上。

熊师对概念的思考还来源于比较研究，原因有二。第一，“汉唐文化史”的笔记中有熊师引用了英文“culture”（文化）的含义的解读，“英文culture（文化）是从拉丁文而来，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留心、敬神之意，因此英文中有很多以此为基础。文化之词较文明之意为广”。第二，熊师还对同一时期的世界文化进行了比较，对汉朝和罗马进行了比较和评价：“因此，汉朝与罗马成为两大文明中心。罗马被日耳曼所灭后，西方出现了从公元5世纪到9世纪的经济停滞文化衰败时期，9世纪后有法兰克王国，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才有所发展。比较起来，汉王朝灭亡后，虽也出现了三四百年的分裂（220—581年），其中也有经济上的停滞现象，但是文化上仍是发展的时期。公元618年唐建立后出现了经济文化的强盛时期。这时世界上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但它的文化不及唐朝，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其本土没有发展，而是经唐的改造传到其他国家。”这是对汉唐文化的总体评价。而关于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和表现，熊师的观点仍然是今天关于文化史研究评价的主流观点。三十多年前，熊师向莘莘学子毫无保留地讲授了他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令人肃然起敬。

熊师不仅辛勤传道授业，还借自己的声望和人脉遍请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大学者来华师开讲座。据同学回忆（历史系八四级赵泓，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历史系八四级刘宗碧，现为凯里学院教授；历史系八四级刘庆华，现为广州大学教授，庆华也是熊师的硕士研究生），在熊师的邀请下，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历史研究》的副总编庞朴先生先后来华师开讲座（庞朴先生是来参加华师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的）。对于当时的讲座，同学们记忆犹新。朱维铮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大弟子，他讲的是经学。庞朴先生讲座的题目是“说无”，讲了“无”的三个含义。他从“无”的象形说起，“无”与古代社会的观念变迁，再讲到“无”的哲学。这些大学者的学问人生给我们年级的同学以后的研究生涯带来了指引。宗碧认为，庞朴先生的讲座对他影响很大，自此以后，他在图书馆找了很多中国哲学方面的书来阅读学习，他今天从事哲学研究与这次的讲座不无关系。赵泓被朱先生的学识打动，给朱先生写信请教问题，朱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竖排繁体信，有两页纸，可惜没留下来。庆华对庞朴先生当时讲的“黄帝四面”记忆犹新，庞朴先生认为“黄帝四面”，即黄帝是个“混沌”，是“无”。每每谈起这些，大家都会心潮澎湃，心中升起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大家的敬仰之情，而这些增长见识的机会无疑是熊师的人品和学品带来的。

遥想1987年熊师正是我们这个年纪，今天的熊师仍然是我们心目中讲台上激情演讲的熊师，思想不曾老过，而我们更不应该苟且度日，不应该辜负熊师的教诲和精神激励。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