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鼓励与奖掖

1983年7月，我被分配到郧阳中学教书，生活条件的艰苦尚可忍受，最痛苦的是查不到文献资料，看不到想看的学术期刊，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1985年，我调入郧阳师专任教，教授“世界现代史”等课程，也没时间深入开展武当山道教历史的研究。直到1986年秋天，我争取到去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的机会，才比较系统地查阅了宋元明道教文献、地方志和相关文人别集，并全面了解了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道教历史研究成果。1992年，著名道教研究专家李养正先生跟我和武当山道教协会王光德会长交流，建议撰写一本记述武当山道教历史的书。因为我们已有十多年的资料积累，所以大约用了半年多时间写出了《武当道教史略》的书稿，1993年9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和武当山道教协会在武当山召开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熊铁基先生和文学院的刘守华先生莅会指导。

会议期间的一天早晨，熊先生约我散步，肯定我提交会议交流的学术论文和《武当道教史略》。我当时感觉武当山道教历史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对未来学术研究选什么方向比较迷茫，也向熊先生汇报了个人的工作情况和因为事业无成不敢回华师的心理纠结。熊先生与我边散步边交流，认为道教历史文化和经典思想研究方兴未艾，鼓励我在这些领域继续努力。熊先生很豪爽地告诉我，“华师是你的母校，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母校，母校的老师们会帮助你”。听了熊先生的这些话，我感觉心里很是温暖，一方面增进了对母校的感情，另一方面也增添了重回桂子山的勇气。

此后十多年，因为工作性质的改变，我把主要精力用到郧阳师专政史系和学校行政管理方面，做学问的时间少了。熊先生对我一直很关心，只要见面就会问我在研究什么课题，提醒我既要搞好行政工作，也要继续搞学术研究。2002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熊先生邀请我参加挂牌仪式和学术研讨会。应邀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台湾学者黄胜得先生和北京大学的陈鼓应教授、王博教授等。该中心主任为熊先生，下面设有老庄学研究室、全真道研究室、地方道教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马良怀、刘韶军、董恩林、周国林、刘固盛等教授，都是学术造诣深厚、科研成果丰硕的专家。经过多年耕耘，中心先后出版了《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秦汉新道家》《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宋元老学研究》《道教老学史》《老子集成》等一批学术成果。中心于2009年获批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初，我奉调赴十堰市政协工作，熊先生知道后提醒我不能放弃学术研究，并嘱咐固盛主任邀请我担任中心的兼职教授。想想这么多年来，熊先生对我耳提面命，既鼓励又奖掖，希望我好好做学问，但我天资驽钝，学无所成，真是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2012年4月中旬，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子山举行。我接到通知后，感觉这是熊先生抬爱，应该围绕主题写一篇题为《明代武当山全真道碑刻考略》的论文参加会议，向熊先生和海内外专家请教。此前我在武当山收集到的明代全真道碑文有7通，每通都测量了形制，拍摄了照片。后听武当山文物管理所的朋友说梯子岩（又称太玄洞）还有一通全真道碑刻。虽然我在张华鹏先生编的《武当山金石录》中看到了这通碑，但由于没有拍摄该碑照片，没有取得第一手资料，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熊先生曾说历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主要包括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对旧材料的新解释、新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以及新观点和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老实的态度、扎实的功夫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我们既然是应熊先生之邀研究武当山全真道碑刻，必须以老实的态度、扎实的功夫，把每一通碑刻的存佚、形制和内容搞清楚。想到这些，我就下决心到实地去考察一下。

行前翻阅了新编《武当山志》，卷二《山水胜景》云：“太元洞，在拄笏峰下，与大夷峰相连。幽静深邃，云出雾归。”当时看到这段话，也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直到现场考察时遭遇大雾，才知道“云出雾归”并不全是浪漫好玩儿的事。2012年3月19日，我和十堰市政协机关熊尉延同志一起从琼台观步行到梯子岩。由于从地图上看没有多远，所以我们也没有请当地人做向导。早上八点半左右出发，爬到半山腰，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天上下起了小雨，云雾从岩壑中涌来，2米开外的距离看不到参照物。我和小熊分头在二层崖壁上寻找，我找的这一层崖壁怪石嶙峋，走了100多步也没发现架着梯子的岩洞。一团团黏湿而冷酷的浓雾不时扑在脸上，掠过身旁，旁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崖峭壁，到处是盘根错节的杂树藤蔓，脚下湿滑难行，有两次踩到松动的山石差一点摔到悬崖下面。我扶着悬崖边的小树站起来，一时间产生了放弃寻找梯子岩的念头。但想到熊先生的抬爱和期许，想到熊先生经常说的“求实来不得虚假”“研究不能粗心大意”等话，我感觉不能打退堂鼓，必须增加勇气，找到梯子岩，完成这次实地考察。经过一个多小时在浓雾中的攀爬摸索，我终于找到了梯子岩，找到了明万历七年立石的《太玄洞记》。抚摸碑石，感慨颇多。学术研究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汗水，无论是在书本上搞“调查研究”，还是到实地去搞田野调查，都必须下笨功夫，克服困难，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我在研究武当山道教历史过程中，努力按照熊先生的教导，扎扎实实地在宫观和山林中搞调查研究，虽然摔过跟头，吃过苦头，经历过一些让人心惊胆战的危险，但学术上的些许创获也得益于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