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老学史》
王葆玹
在最近举行的“西安国际老子研讨会”上，钟肇鹏先生曾提出一项建议，希望学界组织编撰一部关于老学历史的专书。这项建议颇受与会者重视，因为大家回顾浩瀚的研究老子和道家的书海，竟找不到一部书是研究老子学史的，这在“道家热”与“老子热”长期延续的情况下，是个曾受忽视却又不容忽视的空白。有趣的是，最近正好有一部书投合了学界的上述需求，这就是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三位先生共同撰写的《中国老学史》。
这部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7月出版，共七章，三十九万余字，依次论述老子其人其书和战国以来历代的老学。首要作者熊铁基先生曾因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而震动学界，并且是影响很大的《秦汉官制史稿》一书的作者之一。笔者今读《中国老学史》，觉文字内容颇简略，而创见屡出，可使当前学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得以澄清，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称其为道家研究的最新的、最值得当前学界重视的学术成果，绝不为过。下面就笔者心得，做一简单的介绍。
书中关于《老子》与道教的关系的论述，也许是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我们知道，道家与道教都尊崇老子，因而研究老学必然牵涉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为使道家研究获得现代支持，颇强调道家与道教的共同点。道教界亦多依托老子，因“老子热”而扩充其影响力。为保持道家研究的科学性，一些学者试图公允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牟钟鉴先生指出，道家思想与道教旨趣本是相反的，道教在理论上依托道家，不过是假借道家的名义，对道家思想加以歪曲和利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道教思想里也确有一些与道家相通的因素，道教正是将这些因素拼命地加以膨胀，造成道家与道教的非即非离的关系[1]。牟先生由于注重道教创教活动之采用改造道家、神化老子的方式，故而承认道教是从道家转化而来，是道家演化派生的产物[2]。崔大华先生指出，道家的基本思想虽不在于神仙之说，但是道教的神仙观念却是来自道家。道教关于最高人格神的观念乃是脱胎于庄子的自然哲学[3]。牟、崔两先生的解说十分精致，可说是五年以前学界关于道家与道教关系研究的结晶。然而，研究的余地仍是存在的，人们可以继续追问，道教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依托老子？又是从何时改造道家体系的呢？《中国老学史》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难题。
书中第五章指出，南北朝时的道教徒并不十分看重《老子》，如南朝著名道教学者陆修静对道教经典进行分类整理的时候，《老子》并未归入最重要的三洞真经之中，而只是三洞经典的“四辅”之一。换言之，在道家的经典系统里，《上清经》、《灵宝经》和《三皇经》的重要性都在《老子》之上。道安《二教论》所举的当时的道教学说，也提到“老经五千，最为浅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后来，道教徒发现，在佛教理论面前，其他道教经典显得粗俗浅薄，不堪一击，遂格外尊崇《老子》，当成与佛教相对抗的理论法宝。这种转变发生于何时呢？本书第五章说是在唐代。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同时还尊崇《庄子》《文子》《列子》，设置博士，用于科举，使《老子》成为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书中还指出一个有趣的情况，即《老子》在唐代虽成为道教最重要的经典，这一时期的《老子》注疏却罕有宗教的气息，不但见不到造神的企图，就连养性延年一类的内容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漾溢其中的，多为理性的思考和哲学层面的探讨。基于这些理由，书中做了一项论断：“就整体而言，《老子》与道教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书中关于唐代老学的一些论述对上述论断有着明显的支持作用。例如书中说，唐代学者根据时代需要，在注《老子》之时自觉地将如何建立内在权威（即通过伦理道德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其与社会的存在保持一致）的问题提到首位，注重于心、理、情、欲、修身、养性等问题的探讨，尤注重于“性”的讨论，认为它是人体身上能约束自我行为的内在机制。而唐代士人由《老子》发挥其心性学说时，吸收儒、佛二家的理论，将《老子》的“道”“自然”等转化为性，并引用佛教理论加以解说。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即是如此，他在《道德经开题义疏》中，依据“老子化胡”的传说，毫无顾忌地援引佛教理论来注释《老子》，发挥出“一切众生，皆禀自然正性”的学说。唐玄宗则在尊奉《老子》为道教第一经典时，抹去《老子》面上的神秘色彩，从“理国”和“理身”两个角度来加以解释。“理国”有律己、用人、治民三个方面，“理身”则是基于“一切众生毕有自然正性”一说而建立的治身复性之说。书中的这些论述表明，唐代道教虽尊奉《老子》为最高经典，但当时的老学却主要是哲学与政治学说。道教与《老子》的关系的确如书中所说“并不十分密切”。
大致上看，书中所述的“老学”侧重于道家学说，而非道教理论。书中所举历代老学代表人物多是与道教罕有关联的学者，如秦汉时期的严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弼、张湛，唐代的唐玄宗，宋元时期的王安石、苏辙、朱熹、吴澄，明清时期的薛蕙、王夫之、魏源。书中对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屡有精致的议论，如第三章议论《河上公章句》的作者何以隐姓的问题，指出西汉初期学老子者甚多，但后来的“独尊儒术”及其发展，使那些学老子、传老子的人逐渐“失业”，加上老庄思想本有“出世”的因素，老学学者因而趋于归隐。严遵即是隐者，《河上公章句》的作者也可能是一位隐者。这一番议论虽有些简略，却是中肯而显得精彩。第六章解释苏辙的老学思想，指出对本体性范畴如何简释，是现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维特根斯坦就此提出“确实有不能讲述的问题”“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应当保持沉默”的著名论点，从而扭转了整个西方哲学的致思方向。而苏辙声称“言出于自然”即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希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却不算新鲜。可以说，中国人对哲学本体与语言阐释的关系问题早有认识，但他们却不像西方人那样一经认识了这一问题，就要整个地改变自己哲学的基本前提和立论基础，而是依然讨论不能用语言阐释的本体问题。中国人采取的是折中的态度，他们未像西方人那样杜绝本体之阐释，而是提醒人们在注意这种阐释的困难时，依旧采用语言作“简而中”的说明，并朝着“希言”的境界前进。历代学者不断解《老子》，在西方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路上不断进步，这也许是一种由超越性的智慧和极顽强的执着心合成的结果。本书的这种见解平实而中肯，对很多读者或许会有启迪的作用。
这部书既名为“史”，当然不能免除史学的色彩。而书中区分道家与道教，甄别中学与西学，力图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相吻合，这种科学的态度使本书的史学特色尤为突出。凑巧的是，书中的章节完全依照历史的顺序编排，即使是论述老子其人其书，也要追溯其渊源，研究其承先启后的过程。史称老子为“守藏室之史”，刘歆、班固等人也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学人熟知这些记载，却不常有人循着史官的线索追究溯其渊源。本书在这方面颇有建树，如第一章有“老子的述古”一节，举出《老子》书中的述古之言，如今本第十四章提到“执古之道”，二十二章提到“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四十一章援引前人的“建言”，五十七章征引圣人所谓“无为”“无事”“好静”等，六十九章称引“用兵有言”。另外，《老子》亦曾引用《诗》《书》的名句，与《老子》思想相近的《金人铭》也可能出于老子之前。本书鉴于这些情况，指出老子对古代思想做了总结和发展。例如到老子之前或与其同时，已有“水为万物之本原”“土为万物之本原”“气为万物之本原”诸说，老子正是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道为万物之本原”的新说。又如《左传》《国语》记载了战国以前的“无为”的说法，《论语》《礼记》也载有孔子关于“无为”的议论。这些情况表明“无为”的思想并非由老子首创，老子的创造在于标榜“无为而无不为”，使“无为”的思想与“道”的思想相贯通。老子以“贵柔”著称，而在《老子》之前，《尚书》已提到“柔而立”，纳入“九德”之一；《诗经·大雅》已提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老子的创造在于提倡“以柔克刚”，而不在于简单的“贵柔”。本书的这些论述线路明晰，极富史学的客观性、精确性。
《中国老学史》用不多的文字，论述了一门庞杂的学问，书中的逻辑过程往往能与历史的顺序相吻合，书中在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的同时亦能兼有西学的眼光，采用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对钱锺书《管锥编》关于道家思想的议论，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肯定，《中国老学史》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专书，这部书的出现使学术思想史的一片空白得以填补，集中体现了学界在道家研究方面的最新成就。
（原载《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牟钟鉴：《中国宗教与文化》，巴蜀书社，1989年，第216页。
[2]牟钟鉴：《中国宗教与文化》，巴蜀书社，1989年，第210页。
[3]崔大华：《庄子思想与道教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