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青年学子的寄语
问：您从事史学研究六十年，能否专门就史学方法的问题，给青年学者们谈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答：我以前写过《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现在看起来仍然可以参考。归纳起来主要是这几点：
1.学·问·思
这里要讲的是学与问以及学与思两个关联的问题。学问学问，学必须要问，东汉王充《论衡·实知》说得好：“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要提问，关键是提出问题，这就需要思考。
我早在读书时期就喜欢向老师提问交流，研究生毕业以后，寻师访问有了更高的兴趣和积极性。我曾经在北京拜访过吕振羽先生、侯外庐先生，后来又拜访过李达先生。其中特别是吕振羽先生，我不仅请教他关于学习和做学问的问题，还问一些具体问题，甚至请他批改自己写的东西。除了当面拜见之外，更多的是书信来往，至今我仍保留着吕先生的几封信件，有的是较集中地谈对几个史学问题的看法，有的是对我所交作业的批改及意见。在武汉，我拜见过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对我的治学也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武汉，我除了经常向我的大学老师张舜徽先生请教之外，又拜唐长孺先生为师，跟随他学习魏晋隋唐史。唐先生给我批改过好几篇文章，有的写了密密麻麻一大张纸（困难时期，纸不好，字又小，唐先生的目力后来更差，我想培养我们这些人至少是影响之一，想起来感到不安），我现在还保留着唐先生为我批改论文的手稿，逐字逐段，非常仔细。一句话，我的成长是与师长们的教诲分不开的，也是我问而知晓的结果。
我的问学，有大问也有小问，有一般的问也有具体的问，我通过提问、发问增长了不少学问。这里还要提一下，还可以向朋友、同好发问、讨论，乃至不耻下问。
再简单谈谈学与思。在学习中要能提出问题，是与思考有关联的，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怎样，提出问题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些道理人们几乎是都知道的，只是做起来不容易罢了。做学问对思考的要求更高一些，所谓“殚思竭虑”。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是思想火花的那一瞬间，消耗的脑细胞和精力也许是巨大的。
2.问题意识
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有大有小，小问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秦简中新发现的职官名；大问题是有一个总的概括，比如对整个官制史的看法。研究小问题的时候要带着大的思想指导才行，比如研究《红楼梦》的座席问题，就要考虑里面是否带有中国古代礼仪的问题。我建议动脑筋想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带什么问题呢？有时候是整个社会形势提出来的问题，有时是个人偶然碰到的问题。
3.书痴者文必工
古人说过，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治史当然也是如此。晋武帝时杜预曾说过，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他自己有《左传》癖。贪财、好马成癖是一种病态，《左传》癖就不应说是病态了，是说他特别爱好，也可能是如痴如醉了，他的《春秋经传集解》终成传世之作。如痴如醉之后，就可以做到专心致志、绝虑凝神、心不外驰，就会如陆游的《书巢记》所说：“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这既是从实际行动讲，更重要的是一种投入的精神，有这种精神就不会一边干一边喊苦叫累。真正投入了，虽苦犹甜，苦中有甜。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这样投入过，有时候一个通宵下来，东方开始发白，人已经相当疲倦了。当时条件差，半夜饿了只能啃点大麦、高粱之类做的点心，有时嚼点萝卜干，但心里美滋滋的，似乎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样。近几十年来，我写东西的机会更多，每有所得的感受是常常发生的，但是受年龄、条件、经历等各方面的影响，情况又不同了，大约可以用得上一种形容法，有点像是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
现在读史、治史的中青年，有兴趣的不少，但兴趣并不单纯，不是说兴趣广泛，而是说动机不太纯，因而还不能说有“史学癖”。没有病是好事，但没有较深的爱好和兴趣，又难以通向学习的王国，也痴不起来，虽然这也无可非议。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队伍不算太小，不可能都“癖”且“痴”，但还是希望有几个有“史学癖”的人，能够如醉如痴的人。这种青年会不断出现，我是这样相信的。
4.求实与创新
人们喜欢追求新，时代也需要新，事实上任何事也都在日日新，治史当然也不例外。问题是，你是否真正在创新，如何创新，是否创了新，有些东西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或者你不知道，把它当成新，那并不是真正的新。近些年，史学界、学术界有些人宣传甚至构造新理论、新思想，这些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史学研究中，真正的新东西，真正的创新，我觉得应该有几种情况，即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或者老材料的新解释与新运用，新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以及新观点和方法的运用，等等。炒冷饭当然不是新，而且一般也不受欢迎。“唯陈言之务去”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但做到不容易。首先，要知道旧才能出新，也就是要学，要见多识广。其次，求新不能哗众取宠，必须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实事求是，总之离不开一个求实。现在有些自以为新、被捧为新的东西，缺少一点实。扎实是一个功夫问题，更是一个态度问题。不老实，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创出真正的新东西来。因此，我可以概括地说，求新必须求实，求实才能创新。
有时听人们说，当今史学界缺少提出新理论、新思想的大家，难见新的传世之作，这是高标准、严要求。还没有出高、大、全的新大家也是事实，焉知若干年以后不会在这一代中“突出”几个创新的代表人物来？将来总会有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的。愿意建功立业的人，愿意“立德、立功、立言”的人，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实实在在地去努力创造吧，这个时代的“新”一定会创造出来的。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