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官制史稿》评介
张金龙
《秦汉官制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安作璋、熊铁基合著，齐鲁书社出版。上册357千字，17+491页，1984年1月出版；下册354千字，504页，1985年6月出版。
本书作者山东师大安作璋教授、华中师大熊铁基副教授，都是著名的秦汉史专家。安作璋教授很早就致力于秦汉史研究，著述甚多，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熊铁基副教授近年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两位合作研究秦汉官制史，对不同地区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开创了良好的风气，提供了示范。
上册为《史稿》第一编中央官制，分三公和丞相、诸卿、中朝官、宫官等四章，共十八节，对秦汉中央官制做了全面的叙述，同时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做了必要的论证。书后有附录两篇：一、论秦汉郎官制度；二、论秦汉博士制度。这是安作璋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王克奇、张汉东两位同志撰写的专题研究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二文对秦汉郎官制度和博士制度的产生、发展、作用及郎官与博士的选用等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全面的论述。
下册为《史稿》第二编和第三编。第二编地方官制，分州、郡、县、王国、侯国、少数民族地区等六章，共十四节，对秦汉地方官制做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各官职都分述其设立及演变、职掌及属官。第三编官吏的选用、考课及其他各项制度，分选官制度，任用制度，考课制度，赐爵制度，秩俸和朝位制度，印绶、符、节与舆服制度，休假和致仕制度等七章，共十八节，对上述各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叙述。书后附有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共108种，对治秦汉官制史者是有一定的帮助。
在前言中，作者对秦汉官制史研究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以及秦汉官制发展演变的特点做了综合论述。作者指出：“在过去出版的一些所谓‘政治制度史’，主要也就是一个‘官制史’（其实官制只不过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各种版本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乃至《秦汉政治制度》等都是如此，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政治制度中主要是官吏制度。”政治制度，广义来说，是指中国古代各王朝国家政权组织及统治方式的总和，像《通典》《文献通考》等政书所包括的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封建等都是其内容及研究对象。随着学科分类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制度（狭义）实即上述政书中之职官、选举、封建等内容，也就是《史稿》所包含的内容；因此，《秦汉官制史稿》称作《秦汉政治制度史稿》也是符合实际的。作者认为，对官制史的研究是马列主义国家理论所需要的。《史稿》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官制史“进行一番系统而详细的整理和总结工作”，目标是“官制本身及其来龙去脉要搞清楚，主要问题的材料尽可能翔实，并结合内容进行必要的分析，一方面求温故而知新，另一方面也为国家问题的理论研究、为整个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一些经过整理的比较可靠的资料”。
综观《史稿》全书，可以看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面系统性。《史稿》内容丰富，用七十余万字的篇幅对秦汉中央和地方官制之设立及演变、职掌、属官等基本问题，以及选举用人制度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叙述。《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各官都为《史稿》所述及，无一遗漏。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秦汉官制史。
二、体例划一。一般都是按官制之设立及演变——职掌（职权）——属官等顺序进行述叙。上册各官制后附有属官简表，包括属官名称、职掌、秩次、备考等四部分，汇集了不少史料，不仅可对其属官一目了然，而且也对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颇具启发意义。
三、文献资料丰富翔实。《史稿》引录了大量有关秦汉官制的文献资料，如对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几乎全部引录于诸章节之中，这两部分资料是研究秦汉官制史的最系统的原始资料；同时作者也大量搜集利用“前三史”的纪传资料以及汉魏以来学者的著作，如蔡邕的《独断》以及《唐六典》《通典》《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太平御览》《历代职官表》等。
四、适当利用文物资料。《史稿》除大量引用文献资料外，还适当利用了一些文物资料，如汉官印、秦汉瓦当、汉简及秦简等，但与大量的文献资料及秦汉史研究应充分利用考古发现这一要求与趋向比，作者的利用则似显单薄和不足。
五、结论力求从史料中得出。《史稿》大量引用和排比相关史料，然后得出结论，作者运用的编纂方法则比较单调，比较烦琐，行文不够精练，不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较难发挥其应有的学术效益。
六、应该肯定《史稿》达到了作者整理和总结的意图，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作者认为真正的丞相制存在于秦和西汉前期，秦只有国尉而没有太尉，国尉不同于后来的太尉，三公制的正式出现是在西汉末期，主要存在于东汉时期。作者还特别强调东汉时期中枢机构已完全为尚书台所代替，而三公则徒有虚名，君权和相权之矛盾总是存在，中朝官制度的发展完全是君主集权意志的体现，如汉武帝及其后尚书台制度的发展便是如此。我们认为，制度的发展演变必须紧密联系历史的发展状况来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得出更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结论。作者的上述观点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七、《史稿》无疑可以起到“承前”之效，但“启后”则尚嫌不够。首先，就编纂方法来看，全书虽然体例划一，但方法单调，未能突破旧的樊篱；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虽然引录大段史料可避免空洞之嫌，但往往会令读者难以抓住要点，作者采用的推理方法属于简单的逻辑推理，这样就使得有些论证显得单薄，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对新问题的提出也没有很大帮协。
另外，我认为本书的完成，除了作者的秦汉史研究素养及良好的合作外，尚有较好的客观条件可资利用，主要有：（1）除《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外，《宋书·百官志》及《晋书·职官志》溯源秦汉，《通典》《文献通考》《历代职官表》贯通前代而及秦汉；（2）《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分门别类，对史料做了初步整理，《二十五史补编》有关补表亦有参考价值。（3）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前三史”引得，对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4）近人、今人对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亦具有参考和启发性，除有关论文而外，著作如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周道济的《中国宰相制度研究》（台北华岗出版部1947年版）、《汉唐宰相制度》（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等。上述诸条件，其他断代的研究是很难具备的。
总之，《秦汉官制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秦汉官制史论著，它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整理和总结了旧的研究成果，对未来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同时也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全面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