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淡淡的微笑里思与时代俱新——我所知道的熊铁基先生
阮忠
熊铁基先生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他不太像那些“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师，他是望之也温，即之也温。在桂子山校园里，也许是缘分，我常常能够见到他，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的现在也是这样。略有不同的是，三十年前看到手上拿着乒乓球拍的熊老师少，三十年后看到手上拿着乒乓球拍的熊老师多。他有时还会把球拍轻轻地挥一下，说声“打球去”，笑着一溜烟地朝历史文化学院走去。而我说的三十年后的熊老师，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远没有像有的同龄人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
这三十多年来，熊老师的微笑没有变化，而熊老师的学术走向常在变化。至于我，学术磕磕绊绊的小变不足挂齿，三十年的人生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02年底离开桂子山南下，到了人称满是海风椰韵的海南，此后一直在海南师大文学院工作，距离微笑的熊老师很远。好在我年年都回桂子山，年年都能在桂子山上见到熊老师。不论春夏秋冬，他老人家淡淡的微笑还是旧时模样。熊老师知道我去了海南，有时会问我：“现在情况怎样，有什么书可以送我？”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是把我看作当年的学生，说话轻声细语。
1985年9月，我从鄂南的咸宁师专考入华中师大，在温洪隆先生门下学习先秦两汉文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温老师说：“给你们几位硕士安排了中国思想史的课程，上课的是历史系的熊铁基老师。”温老师还说了一句：“熊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随后，我和同门王丽洁、唐玲玲老师的学生熊开发、李广柏老师的学生伍福美一道去拜访熊老师。他当时住在华师东区，在两室半的客厅里微笑着接待我们，问我们各自的情况。我告诉他谁是谁的学生，当说到我和丽洁是温老师的学生时，熊老师说了一句：“我跟你们温老师是很好的朋友。”熊老师和温老师都治先秦两汉，温老师治文学，熊老师治历史，两位先生年龄相仿，学问上的切磋常有，且二人的性情都很温和，交情甚笃也是自然的事。
丽洁说她记得清楚，那时我们的课是跟着历史的助教班一起上，学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熊老师上课很率性，他总是戴着一顶蓝色的帆布帽，讲得兴起的时候，会用手把帽子往额头上推一推，还会偶尔停下来看着大家，说道：“你们看呢？”他是湖南常德人，与湖北荆州只隔着一条长江，口音听起来十分亲切。当时班上或有人应答，或无人应答。有人应答时，熊老师会聚精会神地看着他，静静地听他讲了什么；而无人应答时，他会补一句：“大家都没想说的。”无论怎样，熊老师仍然是微微地笑着，课堂的气氛十分轻松。
那时，熊老师已有《秦汉官制史》和《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出版，这让学生很仰慕，仰慕之下，问学也就虔诚。记得有一次在桂子山最有名的桂花路上，我与熊老师相遇而同行，说到读书，他说了两点，一是读书要读出问题来，二是要自觉训练写作。熊老师的口气随便，不像是给我特别的教诲。
我读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生，与我在咸宁师专教了几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相关。恍如昨日的记忆是1984年国庆节，我到武汉为系里购买图书。回校后，余虹兴冲冲地到我家对我说，学校让考研究生了。一时间大家都积极备考，虑及距离1985年元月的考试只有三个多月，各自都从所教的课程考虑，因为毕竟专业比较熟悉，不用花太多时间准备，而英语又得耗大量的工夫，这样就选择了先秦两汉文学的专业，从此与它终生相伴。这无须多说，但我在咸宁师专任教时，研究是很大的问题。那时只觉得先秦两汉文学是前人耕耘得烂熟的土地，哪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研究？这种压力延续到了我在华师读研时期。熊老师这话教给我方法，当然他不会想到这多少给我带来了压力，从先秦两汉的典籍里，怎样才能读得出问题呢？何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和工厂岁月的我，那时年龄已经不小了。当然，年龄不是想不出问题的根本，关键还是读书太少，不容易遭遇问题，或者是本来该有问题的地方，会在自己的眼皮下悄悄地溜过。我在咸宁师专教书时，业师曹善春先生（196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经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他说要多读书用于教学，对于刚上讲台的我来说，会比学生多读一点，终究还是有限，还没有到读得出问题的程度，令人有点苦恼。多少年以后，这样的苦恼才渐渐淡化。
熊老师说的写作训练，至今想起来仍是学问道上的大事。我进华师读书以前，就听到了一种告诫，说是要谨慎写作，书没读好不要写作。这里说的写作，是说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不要轻易写文章发表。我那时书读得不多，实在谈不上写文章发表，但熊老师说的写作训练，像他说的读书要读出问题一样，被我记在心里了。其实那时我懂的不是写作与学问的关联，而是经历了“上山下乡”和工厂生活之后，知道写作这手和脑的功夫如同农村的耕田耙地、工厂的锯弓锉刀这些基本功一样，要不断做才行，才能做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否则，即使书读好了，也写不出文章来。何况人生有涯而知识无涯，每个学人面向的都是无垠书海，何时敢说书读好了呢？何时真的书读好了？
这里面还要勤奋，我那时听说熊老师很勤奋。现在回头看，熊老师果真是勤奋得很，不然继我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之后，又怎么会有《秦汉军事制度史》、《汉唐文化史》、《秦汉文化志》、《秦汉新道家》、《中国老学史》（合著）、《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合著）等一系列著作问世呢？还有一个印证是赵国华兄在《熊铁基教授访谈录》里记述的，熊老师自己说：“要做好学问，还必须勤奋。我个人虽难说勤奋，但也很少偷懒，为了写成一本书，往往几年当中，总和‘平常’一样，无所谓严寒酷暑，无所谓节日假期，只有必要的工作、交往和生活，才会有所中断，书稿是从来没有收捡过的。身体不算太好，病病痛痛也较经常，只要坐得下来，就不会停止读书和写作。”所以国华才会以“只有春耕夏耘，才得秋收冬藏”评价熊老师。
1987年上半年，在和温老师反复讨论后，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定在《庄子》，最终形成的论文是《庄子寓言的艺术表现与美学思想》。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因庄子而虑及道家，因道家想到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翻阅过这本以汉砖画为暗纹的浅蓝封面的著作，我从熊老师的著作里看出了什么、想到过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有印象的是张舜徽先生的题辞以及因这本书我问过熊老师一个问题。
那时，张先生拄着拐杖、戴着鸭舌帽在校园缓缓散步也是桂子山的一处风景。张先生的题辞写得很雅，读来只觉文气洋溢。他是熊老师的老师，很欣赏熊老师，在简短的题辞里写道：“熊君铁基，好读书，喜博涉，能为深沉之思。始治本国古代史实，多所辨证；后乃廓其封域，以及周秦两汉诸子。于《吕览》《淮南》，治之三反。持以上衡先秦百家言，时有不合，比其异同，校其趣向，始悟秦汉道家之论与先秦道家之论，相因而实不同。因揭橥‘新道家’之义，扬榷古今，论说益广。每有所得，辄奔走相告，因与赏奇析疑，有朋友讲习之乐。余虽未尽究其义，而深叹君新意创见层出迭起之为不可及也。顷裒其所为文十余篇，都为一集，题曰《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君年未五十，而所学专精至此，继自今以往，恢弘其志业，精进不已，其所诣殆未可量。余虽老，愿观其成也。”张先生的题辞我之所以有印象，实乃因为这段小文的滋味。再则张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当时也是我并未读明白的案头书，可能促成了这种印象，只是没有用心体会张先生对熊老师的褒奖。所以有一次在校园内碰到熊老师，闲聊之际我傻傻地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秦汉是新道家？”
熊老师还是那样亲和地微笑，他说：“这秦汉的新道家和先秦的道家不同，那不就是新道家？”我当时没有深读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所以会有这样浅薄的问题。后来读到了熊老师与同仁合著的《中国老学史》，也看到了熊老师引述过的宋元之际道士杜道坚说的：“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熊老师还有发挥，说在宋以后，自然有“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当代老子”。他说这是中国老学史的特点，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我看到熊老师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深刻理解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解了早年在韩非的《五蠹》里读到的“世异则事异”以及他讲的“守株待兔”的故事。相形之下，当然是一代有一代的思想，不仅秦汉的道家是新的，秦汉的儒家也是新的，先秦流传到秦汉的其他学派的思想莫不如此。熊老师说读书要读出问题来，这正是他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或者说是学术方法。他从这样的角度常常通过比较生发出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而使自己的学术常新。难怪他从秦汉制度研究能够进入秦汉文化研究，又转到中国学术史研究。人与岁月同行，思与时代俱新。熊老师淡然面对前者而钟情于后者，年迈而思维前卫，不仅是案头的研究，还有学术会议。我曾有两次在国华兄主持的《史记》研讨会上见到他，熊老师总是笑着说：“你也来了。”他知道，我是从海南来的。我说：“您怎么也来了？”熊老师说：“来看看，看有没有新东西。”说完依旧笑了。
还有一件事得说说。
大概是1996年的某一天，在桂子山西区邮电局后面的下坡路上，我遇到熊老师。他停下脚步，忽然问我：“你能不能写一下中国庄学史？”熊老师说这话有一点缘由，我1993年写过一本《庄子创作论》的小册子，是以我当年硕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这本小书的第一章庄子篇里有一节历史进程中的庄子。其中分别写了战国孤立的庄子、两汉潜行的庄子、魏晋走红的庄子、隋唐入仙的庄子、宋代入儒的庄子、明代入佛的庄子、清代庄子在古代社会的终结，可谓是简明的庄子学术史。熊老师这样问我，因为当时他与同仁的《中国老学史》已经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庄学史的问题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只是没有决断怎么做。我那时正在写《唐宋诗风流别史》，时间紧张，因此婉拒了。当时熊老师没有再往下说，后来想想，熊老师问得实在，我也答得实在，我怎么没有想到先把这个题目应承下来，日后再慢慢写呢，真是的。
熊老师那时的学术研究正转向中国学术史和道家道教文化研究，2002年还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下设有老庄学研究室，并在2002年9月以后，开始和同仁一起着手《中国庄学史》的写作准备，200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秦汉时期的庄学里，第二节潜行的《庄子》开头说：“有的学者说‘西汉是庄子影响的潜行期’，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很恰当。……（《庄子》）影响肯定有，但又不是彰明昭著的，所以采用‘潜行的《庄子》’以概说汉代庄学。”他的页下注说明，“有的学者”指的是我。我的说法得到熊老师的认可，这当然是很高兴的事。只是我对两汉潜行的《庄子》论说得较为粗略。不像熊老师后来的《中国庄学史》，既说了两汉庄学的发展，又往前行了一步，论述了《庄子》在两汉潜行的原因。
我在得知《中国庄学史》出版之后，想到熊老师张罗成立的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以及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想到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詹剑峰先生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再到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研究、老庄学研究，张、詹二位先生大概不会想到，道家道教研究在桂子山有了这样大的声势。熊老师的弟子刘固盛曾说：“从《中国老学史》问世到《中国庄学史》的完成，熊铁基先生奠定了老庄学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道家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这实在令人高兴。而我自己的庄子研究，由于学术视野的下移，止于《庄子创作论》，只是在2013年修订后再版；再则有在全国多地演讲的“庄子演讲录”和“老子演讲录”，借此和老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这样的时候，我有时会闪出一个念头，假如我没离开桂子山，会参与熊老师道家道教的研究工作吗？这话也许该问问熊老师。
光阴荏苒，我在海南不觉已近十八年。范军兄日前说要编一本《熊铁基的学术人生》的书，约我写一篇稿子，从而勾出上述这些陈年往事，也算是我对那段岁月的纪念。
2020年6月21日于海口板桥居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刘固盛：《熊铁基先生与老庄学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