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熊老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秦汉新道家之论，90年代开始对道家思想文化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我入熊门，正逢其《中国老学史》出版不久，熊老师正考虑如何对中国道家道教史分段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自己则从硕士生阶段即选定隋唐五代作为自己的史学研究范围，硕士论题即为《五代官制考》，并已拆分为三篇文章发表，于是熊老师要求我以隋唐五代老学为博士论文选题范围。但这个题目当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因为此前已有卢国龙以隋唐重玄思想为中心的《中国重玄学》和何建明以隋唐道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二书问世，另有北京大学强昱《成玄英、李荣重玄思想研究》、胡兴荣《老子四家注研究——河上公、王弼、成玄英、李荣》两篇刚刚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而我当时连《老子》《庄子》都没精细读过；另一方面，此前我就基本选定以“大唐吏制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此题当时除张广达《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一文外，几乎没有论著加以专门深入的研究。因此，对唐代老学一题，老实说当时我很有点畏难的感觉。熊老师为我分析了以上主要研究成果，认为我还是可以从文献学角度对隋唐老学文献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别无选择，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服从导师的大局安排，先从基本经典《老子》《庄子》的精细阅读开始，边读边浏览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相关学术问题与可能存在的拓展空间。熊老师则积极为我寻找北京大学那两篇博士论文，并最终弄来了强昱的博士论文打印本，为我的博士论题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此外，韶军兄为我提供了他精心录入并校对过的有关唐代《老子》诠释作品的全文数据，固盛兄为我提供了他多年搜集到的有关唐代老学的研究资料，等等。1998年，也是我开始指导硕士生的第一年，本科生的课、硕士生的指导和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加上家务事等，工作以来我感到真正有压力应该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但终究还是把博士论题确定下来了。从博士二年级即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进入阅读唐代老学文献阶段，唐代《老子》注疏先后有成玄英的《老子义疏》、李荣的《老子注》、唐玄宗的《道德真经疏》、李约的《道德真经新注》、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陆希声的《道德真经传》、强思齐的《道德真经玄德纂疏》、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等几十家，我边读边摘录资料，并提炼问题，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这些主要的老学注疏浏览完，并理出论文思路，找到论题所在，随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到2001年4月份即完成了近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写作，得到了熊老师的认可。我这篇博士论文最后的题目为《唐代老学研究——以成玄英、李荣、唐玄宗、杜光庭〈道德经〉诠释文献为个案》，是从文献学角度入手的，即从头到尾仔细阅读每种《老子》注疏，感觉有用的资料随手摘录下来，注明出处，最后从摘录的所有资料中归纳和提炼出问题与线索，再加以理论分析与问题考证，是我所说的“竭泽而渔”的方法。这与思想史哲学史从问题入手、先有问题再证之以材料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这大概是我能够在已有四五种同质论著情况下仍然可以写出博士论文来的一个原因。5月份顺利通过了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武汉大学萧汉明先生，成员有武汉大学牟发松教授等，另有中国人民大学方克立教授和四川大学魏启鹏教授等写了评审意见。如今想起来，三年时间，在完成本科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工作、处理诸如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事务（我当时担任秘书处副秘书长）和历史文献所事务（大约2000年开始担任副所长）以及装修东区新房（1999年）和搬家（2000年初）等情况下，进入一个比较陌生的研究领域，最终按时写出博士论文，实在不知道当时哪有这么多时间与精力来应付。如果没有熊老师时刻的督促，我无法想象我能完成这个任务。记得我在装修东区新房以及搬进去后，熊老师常常会突然而至，进门便问：“董恩林啊，房子装修好了吗？论文写得怎么样？”然后从房间到客厅到处瞧瞧，漫不经心地聊上几句，使我无形中得到点拨，感受督促，发奋前行。连我家谌虹老师至今还记得熊老师当年的这些话和笑眯眯的神态。也是2001这一年，我在华师学报发表第一篇道家研究论文《论郭象与成玄英独化思想的异同》，在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刊《历史文献研究》发表《唐玄宗〈老子注疏〉特点简析》一文。到2008年共发表了14篇道家研究论文，基本上都是以博士论文所涉范围为题的，包括《哲学研究》2篇、《宗教学研究》1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篇等。可以说，道家研究这个方向，使我的学术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在思想理论水平提升方面。当年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有这么几句话：“几年来，从我报考其博士生到我的博士学位课程学习，从这篇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到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先生无不一一记挂在心，诚所谓‘劳心谆谆，视人如子’，实为笔者入大学以来所未曾遇之良师。”表达了我对熊老师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