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在桂子山工作时间稍长的人，总会发现自己能在不同的场合看到熊老师的身影，甚至一天会无意之间碰见两三次。他对自己工作的单位历史文化学院有割舍不开的感情，每天上午总要到院办公室去转悠转悠（估计不去转一趟他会心神不宁）；下午打乒乓球锻炼身体，也会到院办走一走。至于学校行政楼或其他一些部门，他也常去光顾一下。因为到的地方多，每个地方都不可能停留太久，就给人以风风火火的印象，一些以此为素材跟熊老师打趣的笑话因此不胫而走。我跟熊老师相处长了，已经见怪不怪，感到他是一个急性子的人，风风火火、闲不住手脚是他的性格特征，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事例来。

2001年9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2届年会在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熊老师带着几位博士生参加了。在闭幕式上，秘书处请熊老师发言。发言者通常是从主席台两侧的通道上一步一个台阶地缓缓走上去。因主席台不太高，熊老师为了节约时间，从主席台正中央的位置一步就跃了上去。熊老师当时已年近七旬，竟然干起了年轻人的力气活，起先大家没有想到熊老师有此惊人之举，等到大家反应过来，禁不住啧啧称赞，会场上传出一片笑声。熊老师的发言则是他的一贯风格，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要言不烦，还时出幽默之语。整个发言过程中，掌声阵阵。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也感到熊老师的发言为华师争光，为会议添彩。会后，主办单位还安排了三天的丝绸之路考察，经武威、张掖等地到敦煌，单边行程就有一千多公里，这在现在看来安排够饱满的了。然而，熊老师没有满足，又带上弟子和有关与会者十余人，在上官绪智博士的帮助下，到新疆去考察了一个多星期。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张舜徽先生早就说过，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就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对于熊老师好动的性格，张先生看得很清楚，且有评价。第一次是在为熊老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题辞时称其“每有所得，辄奔走相告”；第二次是在《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前言》中介绍题解的编写过程时，特别提到“在奔走联系、组织人力方面，熊君之力尤多”。这两个“奔走”明显都是在表彰熊老师的勤奋和能力。熊老师能够坐得住，也能为深沉之思，才有心得拿出来奔走相告，只是他静坐的效率高，他的坐功为其奔走所掩，人们提得少而已。第二个“奔走”指的是集体项目中必不可少的组织与协调工作，这方面我亲身领教过。熊老师曾主编《中国帝王宰相辞典》等，我也参加了。在任务确定后，他随时了解进度，见面就问，见不到面就打电话问。他催得紧，让人不好意思总拖下去，书稿便被逼出来了。张先生肯定熊老师的“奔走”，而我从熊老师的好动性格中看到的是他为常人所不及的活力。这种活力，表现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多次看到他七八十岁时打乒乓球的场面，面对年轻二三十岁的对手，他从不轻易认输，主动进攻，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自然，他的活力主要表现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开创道家道教研究方向上。

1996年，熊老师到西安参加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学术会议，同到会学者们的交流使他获得了不少信息和灵感。如美国总统里根几次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表达自己的执政观，是《老子》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力例证，这给熊老师的刺激不小。回到武汉，他马上拿出了编写《中国老学史》的计划，让我和马良怀兄协助他。我当时因有其他任务，推荐刘韶军兄代替我。于是，他们三人说干就干，很快就完成初稿，并在次年出书，迈出了老学研究的第一步。在得知中国道教协会编纂《中华道藏》的消息后，熊老师决定参与其中。1997年五一节假后，我到北京白云观参加编纂会议，带回明正统《道藏》中300多万字的《老子》方面的文献。分工时，熊老师、韶军兄和我各领受三分之一。后来，我承担的文献转了一些给历史文献研究所的顾志华教授，熊老师承担的文献则全部转给了当年所招收的博士生刘固盛君。固盛君整理这些文献后，据以撰写博士论文，打下成长的根基，同时也成为熊老师培养学术梯队的重要步骤。在熊老师的努力之下，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于2002年正式成立。老学之外，熊老师又与助手合作，在2003年出版了《中国庄学史》一书。2008年，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启动“《老子集成》整理与编纂”项目，熊老师和陈红星先生任主编。在熊老师的大力推动下，15巨册1100万字的《老子集成》于2011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在道教研究方面，熊老师投入的心力也不少，尤其是同香港的青松观合作，主办了几次大型国际会议，扩大了我校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影响。2018年11月，在学校举行的首批桂岳卓越教授受聘仪式上，熊老师陈述了他的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发展规划，并就一位青年研究人员的引进向党政负责人提出了调动申请（会后获得批准）。总之，熊老师在方向设计、项目申报、队伍建设、对外联络等方面，为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核心作用。

秦汉史研究是熊老师最熟悉的学术领域，在官制、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一部《汉唐文化史》出版后又修订，主要是理论上的提升，如对汉代学术的总体评价，涉及全书的定调。为此，他曾撰长文，通过科研处请文史两个学院有较高素养的老师来座谈，给他提修改意见。记得当时文学院有邱紫华、王齐洲、张三夕、高华平等教授参加，历史文化学院的参加者更多。由于熊老师态度诚恳，甘当靶子，大家在对这种精神佩服之余，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比如我就对其汉儒“改造”先秦文献之说有所辨析。熊老师边听边记，时有回应，会场很活跃。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熊老师能如此不耻下问，倾听大家的意见，这已不仅仅是学术上充满活力的表现，同时还显示了他的学术气度和思想境界。综合而言，当可称作大家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