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诲与启迪

我是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九级的本科生，刚进校时就听到高年级同学介绍一些老师和他们的研究方向。大概在大一时就听说过熊先生的大名。但真正了解熊先生的学问，是大四听熊先生的课。当时，熊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是“秦汉思想史”。我们历史系七九级同学选修这门课的人比较多，记得是在一号教学楼门庭之上的二楼教室上课。我们年级的同学有一部分曾经“上山下乡”或进厂矿当过工人，多数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受七七级、七八级学长们的影响，我们年级的同学勤勉好学，听课、读书都非常认真，学习笔记也做得很仔细、很整齐。我记得自己从头至尾听完了熊先生这门课，用活页纸记了一本听课笔记，后来还装订成册，伴随我好多年。近些年来因工作调动两次搬家，书和资料分别存放在几个位置，不知现在还在不在。

熊先生这门课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启发了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兴趣。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熊先生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淮南子》归入杂家不妥，指出这两部书是秦汉新道家的代表作。我们年级的同学都感觉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观点。我个人也因为听熊先生的课，更加重视对中国思想史的学习，更加重视对《老子》《庄子》等经典的阅读思考，长期保持对道家道教思想领域前沿学术成果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我购买过詹剑峰先生的《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熊先生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等书。虽然我没有发表过有关秦汉道家思想的专题文章，但受熊先生启发培养起来的对道家道教思想史的兴趣始终未减，这为我学习研究道教思想史和武当山道教历史文化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探究，2002年十堰市委宣传部组织撰写《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编写组负责人邀请我撰写武当文化部分，并特别要求要根据道教经典和历史事实，精准概括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有多年关注中国思想史和道家道教思想史前沿学术成果的习惯，加上长期研究武当山道教历史文化，对《道藏》比较熟悉，因此我用较短时间对相关经典的核心理念做了梳理和分析，将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六个词三句话：“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合太和”“天人合一”，“重人贵生”“诚信向善”。当然，武当山道教文化是一个包含诸多理论要素的思想体系，历代道教经典的思想蕴涵丰富多彩，但要对其做顺应时代精神的阐释，我认为上述六个词三句话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已出版十六年了，十堰市文化旅游界人士多已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写在武当山导游词中；道教界对这些观念也是认同的，武当山道教协会近几年铸造的消防铜缸上就镌刻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