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先生治学为人印象记
张三夕
我认识熊先生是在1983年春天。那一年的3月8日，作为华中师范大学首批博士研究生，我到桂子山来报到，开始了自己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三年历程。因为导师张舜徽先生的关系，我见到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诸位老师。最早认识的是吴量恺老师，吴老师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我联系报考博士研究生事宜时，张舜徽先生曾把我介绍给了吴老师，吴老师待人谦和，说话彬彬有礼。随后相继认识了历史系的王瑞明、邹贤俊、熊铁基等老师。不久，教育部正式批准华中师大成立历史文献研究所，张舜徽先生任所长。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隶属单位也由历史系转入历史文献研究所。当年，包括熊老师在内的一批古代史老师都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老师。不知不觉37年过去了，我们迎来熊老师的米寿，我自己也要“奔七”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熊老师喜迎米寿都是值得庆贺的，我们对健康长寿的熊老师都充满敬意。
首先从我个人来说，熊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是我心存感念的“座师”。我的博士论文写好后，曾先经过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十几位专家学者的预审。我清楚记得1986年1月18日召开预审会的情形，那就相当于今天的预答辩。因为我和国林兄是华中师大首届毕业的博士，学校对我们的博士论文把关非常严格，预审会开了整整一天，舜老和章开沅校长都与会听取意见。上午是外校的童恩翼、陈仲安、关文发、吕名中、王陆才等老师发言，下午是本校历史系的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熊铁基等老师发言，每位老师的发言都很认真。熊老师对我的论文具体提出哪些意见，我已记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熊老师在内的这些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的不少中肯的意见，对我修改和完善博士论文并在两个月后顺利通过答辩大有裨益。我在我的博士论文《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之再版前言中曾回忆此事并表示由衷的感谢。顺便说一句，我的博士论文先是1992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2010年，在华师出版社范军社长的支持下，我的这本博士论文得以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范军老师是熊先生的博士高足，本文的写作也是范军老师的约稿，因此，我也想借此机会对范军老师表示谢意。
熊老师的学问做得好，至少在两个领域其学术贡献被大家所公认：一是秦汉史，二是道家道教文化。我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也无法全面评价熊老师的学术成就，好在友人赵国华教授对熊老师的学术成就写过多篇文章评述，早在2006年就有《熊铁基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全面介绍了熊老师的学术经历、学术志趣、学术成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透过国华教授的文章去了解熊老师的学术成就。
关于熊老师的秦汉史研究，我只想谈两点个人印象。我进华师读博不久，就购得熊老师与安作璋先生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当时是作为工具书置于案头经常翻检学习的。这部著作是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几年后，熊老师又独自完成《秦汉官制史稿》的姊妹篇《秦汉军事制度史》，弥补了中国军事制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而奠定了熊老师在秦汉制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1]。官制史和军事制度史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春秋左传》到前四史再到《资治通鉴》，政治史和战争史占据了历史编纂学的主体内容。可以说，不了解官制史和军事制度史，是无法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的。因此，熊老师有关秦汉制度史的两部大著，已成为我们治中国古代史必备的参考书。
在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面，我最早拜读的是熊老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似可视为熊老师的学术成名作（后来又增订为《秦汉新道家》）。这部论著把秦汉新道家与先秦道家做了有价值的区别。我之所以看重此书，还因为舜徽先生给这本书写有题辞，我曾经反复诵读，好在题辞不长，我愿意抄录如下，为喜欢熊先生论著者共赏之：
熊君铁基，好读书，喜博涉，能为深沉之思。始治本国古代史实，多所辨证；后乃廓其封域，以及周秦两汉诸子。于《吕览》《淮南》，治之三反。持以上衡先秦百家言，时有不合，比其异同，校其趣向，始悟秦汉道家之论与先秦道家之论，相因而实不同。因揭橥“新道家”之义，扬榷古今，论说益广。每有所得，辄奔走相告，因与赏奇析疑，有朋友讲习之乐。余虽未尽究其义，而深叹君新意创见层出迭起之为不可及也。顷裒其所为文十余篇，都为一集，题曰《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君年未五十，而所学专精至此，继自今以往，恢弘其志业，精进不已，其所诣殆未可量。余虽老，愿观其成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日。[2]
这一篇写于1982年的题辞，我以为有两点值得拈出来讲一下，一是舜徽先生称赞熊老师的治学风格：“每有所得，辄奔走相告，因与赏奇析疑，有朋友讲习之乐。”舜徽先生概括得非常精到。有一则桂子山上中青年教师传为美谈的轶事可以证明熊老师的这一治学风格。有一年，熊先生写了一篇自认为有新意的长文，邀请桂子山上文史两系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开会，讨论他的论文，征求意见，本人也“忝列”其中。结果，大家把熊老师的大作“痛批”了一顿，熊老师不仅不生气，还觉得大有收获。熊老师开阔的学术胸怀，赢得桂子山上中青年教师的尊敬。一所大学的老师，如果能广泛地做到“每有所得，辄奔走相告，因与赏奇析疑，有朋友讲习之乐”，则这所大学的学术氛围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舜老的题辞中值得特别讲论的另外一点是结尾时说：“君年未五十，而所学专精至此，继自今以往，恢弘其志业，精进不已，其所诣殆未可量。余虽老，愿观其成也。”应该说，舜徽先生对熊老师的期许没有落空，从《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开始，熊老师“恢弘其志业，精进不已”，硕果累累，早已蜚声学术界了。仅就道家文化研究而论，熊老师跟我的几位师兄弟合著的《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等道家经典的专书学术史，我以为都是带有一定总结性的学术成果。
我常常以为一个学者在学术上有宏阔的学术胸怀，一定伴随着较强的学术自信。谈到学术自信，有的学者放眼于未来，比如我的老师舜徽先生常说的一句名言：“吾离后人近，而离今人远。”有的学者着眼于当下，比如熊先生。20世纪90年代，有一年我和熊老师一起坐火车去外地开会，在车上聊起学术江湖，熊老师语出惊人，他说：“在中国秦汉史学界，无论怎么算，我熊铁基都名列前五。”我当时觉得熊老师的这个说法很自负，我的印象中熊先生那一辈人中“二林”（林甘泉、林剑鸣先生）和“二田”（田余庆、田昌五先生）都是很厉害的，还有负责点校《汉书》并做了《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的陈直先生，以及研究秦汉户籍制度、赐爵制度、徭役制度等制度史颇有成就的高敏先生也是我很敬佩的秦汉史专家。于是，我曾带着些许疑惑去咨询赵国华教授，这个说法是否“服众”，国华肯定地说，没有问题。国华是秦汉史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他的肯定打消了我的疑惑。其实，学术江湖就是学术共同体，某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在多数情况下自有公论。我个人并不喜欢“排座次”，我想熊先生也并不是要“争”所谓的“前五”，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熊老师是有学术自信的人，而这种学术自信也是推动一个学者活到老、治学到老的积极动力。一个缺乏学术自信的人，很难有大成就。
熊老师身材不高大，但瘦小个子的熊老师永远充满活力。他在学术研究上属于那种能与时俱进的学者。比如争取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熊老师就是一位能力极强的学者。舜徽先生那一辈人可以不申报科研项目，潜心著述，而到熊老师以后的中青年教师这一辈，随着高校科研评价机制的变化，情况已今非昔比。今天的一位大学教师如果没有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支持，在高校就寸步难行，教授或博导肯定评不上。熊老师的可贵在于，他这个年龄的教授，没有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在高校也能“混”下去。但是，熊老师与他的同龄人不同，不是消极对待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体制要求，而是广开渠道，积极争取学术资源。有一年，我在贵州出差，碰到国家宗教局贵州籍的某领导，我们餐叙时，那位领导得知我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主动谈起我们学校有位熊铁基教授，他们给他批了道教研究的大项目，并称赞熊老师在道教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我这才知道，熊老师的学术资源及其影响力已经“旁及”国家宗教局了。熊老师是一位人脉关系广泛的学术活动家。2002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创立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得到了黄胜得、陈鼓应、王博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们远道而来，亲临成立大会。2005年，熊老师与江苏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商定，共同出版一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此前他已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近二十种学术著作。这套丛书无疑已在道家道教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熊老师还与香港青松观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由青松观支持，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下面设立全真道研究室，并联合青松观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对一位年届八旬的老学者而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熊老师不仅是一位学术成就卓著的大学者，一位学术交往能力极强的学术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故事、有情趣的人。熊老师开放活泼，坊间流传一些有关熊老师“特立独行”的轶事趣闻，比如说，熊老师喜欢经常到学校行政楼去，不是去办事或见某某领导，而是逐个办公室“视察”工作，主要查看办公室里人员的“出席”情况，我本人就碰见过若干次。有人说名曰“视察”，实际上是“看美女”。有科学研究成果证明，男性经常看美女可以长寿。我由此联想到重庆人的一种习俗即“打望”，“打望”系重庆方言，指在街头热闹处观赏美丽动人的女孩子。解放碑广场一带，据说是重庆最佳“打望”处。我去重庆讲学，有一位重庆朋友告诉我，重庆男子外出一段时间，回到重庆却不急于回家，而是先到解放碑广场“打望”。我觉得“打望”这个词挺好（2006年曾和友人同游解放碑广场，写了一首小诗，诗中两联云“高楼衬托碑身小，美女突出人面红。‘打望’游人灯灿烂，坐看食客月朦胧”），并希望熊老师能够继续在桂子山上“打望”。只要熊老师坚持“打望”，茶寿可期。
庚子立秋日写于武昌大华寓所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参看赵国华、贺科伟：《熊铁基先生与秦汉史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张舜徽：《霜红轩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