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研究老庄

齐瑞星（以下简称齐）：据我所知，您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道家道教文化，请您谈谈您的道家道教研究历程。

熊铁基（以下简称熊）：我是研究历史的，重点在古代史，着重在秦汉史。“文化大革命”后我研究秦汉史，先是想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找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感悟到它们的思想体系更有意义。传统的观点把他们列为杂家，《汉书·艺文志》里讲“九流十家”，把《吕氏春秋》《淮南子》列为杂家。我认为不是杂家，是道家，黄老道家，所以相继发表《重评〈吕氏春秋〉》《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等论文。1984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这本书以《吕氏春秋》的研究作为开篇，以《淮南子》的研究作为总结。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对秦汉新道家的思想和主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样一本小书引起海内外一些研究老庄学者的广泛关注。后来，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秦汉新道家》，这本书和《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相比，篇目增加了一倍，字数增加了两倍多，在论述的角度和深度上也都有较大的进展。这本书分“历史”和“思想”两篇，从纵、横两方面，对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力求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我认为思想如果不结合现实，那是意义不大的。实际上，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现实有关。

陈鼓应先生从台湾到大陆来，看到这本书后找到我。陈先生得到香港青松观的资助，组织会议，出版老庄学的研究著作。1994年，四川大学举办老庄研究会，把全国研究老庄的人汇聚在一起，把我列为编委。陈先生把我拉入道家文化研究这个领域。

1993年，在我60岁的时候，我成了历史文献学的博士生导师。可能是想检验一下我这个博导的成色吧，著名学者、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邀请我参加在西安举办的老学思想研讨会。会上，我从历史的角度，以“历史上人们是怎样对待老子的”为内容做了个发言，得到了张岂之先生的鼓励。我邀约本单位的几位年轻人撰写了《中国老学史》，在1995年正式出版。一部《老子》不过五千字，却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涉及自然、社会、政治、人生等方面，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同时构成了一部老子学说史。我们把历代老子的故事集成在一起，进行标点，把历代对《老子》的注解集成在一起。我们从考证老子其人其书出发，着眼于分析社会文化背景，叙述每个时期的老学概况，揭示老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评介有代表性的老学成果，确定老学的历史地位。

《中国老学史》写了30万字左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来自宋元之际的道士杜道坚，他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有汉代人研究的“汉老子”，有魏晋人研究的“魏晋老子”，有唐人研究的“唐老子”。我的研究不是侧重于解释老子的某句话，而是侧重于老子的研究发展历史。我的研究是历史的，不是哲学的，不是文学的。当然，历史的研究也会有思想，这个思想是基于客观基础的。有些研究者对老子某些文句的解释拼命发挥想象，那是他的思想，不是老子的思想了。

2000年底，安徽蒙城举办庄子学术讨论会。会上，我做了一个“《庄子》历史地位”的发言。社科院学者余敦康先生问：“你是不是打算写《中国庄学史》？”于是我召集了几位同志撰写了《中国庄学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庄学史最早是我们出的，后来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勇写了《庄子学史》。这之后我们修订了《中国庄学史》，分为上下两册，共90余万字，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庄学史》比《中国老学史》略胜一筹，几位合作者思想更成熟，思路更明确，能借鉴原来的经验，扬长避短，使水平有所提高。

老学史、庄学史还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可以加入近代、当代人的研究，未来陈鼓应先生的研究就可能成为我们老庄学史的一章或几章。现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筹备《中国老学通史》，计划要写300万字。

去年，《人民日报·大家手笔》向我约稿，我引用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文。白居易的这种思想观念对我影响很大。我认为，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是不应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自古以来，学习和研究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现在，讲爱国主义，讲传统文化，都是为了现实，也是为了将来。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道家道教，以史料为依据，尽力保持客观。但这种客观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思想、理想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