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人心智的新见解
《汉代学术史论》这本凝结着熊先生多年心血的著作，除了在学术史的写法上有新的探索之外，在具体的内容上也的确充满新颖的学术见解，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启人心智的力量。以我个人的心得，这些新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熊先生明确提出了汉人对先秦学术的改造问题。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先秦文献都是经过汉人整理而流传下来的，而汉人在整理先秦文献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是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人都可以想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则被人们忽视了。并且久而久之，渐渐失去了对这一问题的警惕性，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似乎我们所接触到的先秦文献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研究先秦文献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熊先生的《汉代学术史论》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明确揭示和反复强调，为学界准确把握先秦文献的性质敲响了警钟。熊先生的书中写道：
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必然打上汉人的时代烙印，也就是打上汉人的思想烙印。他们校对、整理、编辑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受时代影响的指导思想。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占支配地位，因此如前所述，刘向等人校书注重书籍中的忠谏、义理思想，贾逵中的《左氏》是讲君臣关系、强干弱枝的道理。……因而汉代对经籍的改造和诠释是有汉人的“我”在其中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11]
熊先生的这一思想最初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的时候，就对笔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12]一文。的确，当我们不能以历史分析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传承的先秦典籍的时候，我们是要被它所打上的汉代烙印所蒙蔽的。由于笔者已经有《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一文的发表，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参考。而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属性的问题上，熊铁基先生是有重要的开拓之功的。这体现了熊先生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目光，体现了先生对待历史文献的历史批判精神。
不仅如此，在如何看待先秦文献的历史属性的问题上，熊先生一方面敏锐地指出它被汉人改造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对这一问题给予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并不因为汉人的改造而对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强调说：
汉代流传的先秦典籍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先秦原来的基础。说某一种书完全是汉人伪造的恐怕很难，特别是早已流传的群经、诸子，若有人伪造当即会被揭穿。……汉代生成的各种经籍文本及汉人对它们的诠释，仍然是我们了解先秦文化、社会主要的基本材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主要依据。[13]
这样一种对待历史文献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学界借鉴或学习的。
第二，熊先生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总结，对学界富有启发意义。
《汉代学术史论》专门有一章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及其形成问题，这是关于传统学术史研究很有特色也很有价值的一章。以前，几乎很少有人来综合性整体性地思考中国学术问题，当然也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性特点缺乏归纳和总结。在这一章中，熊先生把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归纳为道不离器的综合性、经世致用的政治性和解读诠释的连续性三个方面，是谓创造性之学术贡献。
2004年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曾设有一个小目，用千余字的篇幅简单地谈及秦汉学术的特色：“秦汉时期的学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致说来，秦汉学术与现实社会政治联系紧密，在学术形态上具有综合性，在学术发展的形式上注重以述为作，在学术思想上以天人、古今问题为关注中心。”[14]这里表述的综合性和熊先生的总结似乎是重合的，并且出版在先，但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所言“综合性”除了没有具体的展开性阐述之外，就其具体含义，似乎也并不是真正谈的综合性问题，是讲的汉代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问题。如该书写道：“与秦汉时期社会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相适应，秦汉学术从总体上也呈现出统一的形态，它结束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却没有简单抛弃诸子百家学说，而是依据时代需要融会贯通为一个综合的体系。”这里所讲的综合，是大一统思想的贯通，既不是作者讲的学术形态的综合，也不是学术内涵上的“道不离器”和“道通为一”。而熊铁基先生则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性有明确的定义和具体分析。熊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我国古代学术有一系列不同于西方学术分科的范畴和术语，明显地反映学术的综合性，如六艺、群经、诸子、九流、百家之学等，都是学术，不同于现在（沿自西方）的任何一种分科之学。其次，无论六艺、诸子、经、史、子、集，其内容都是百科全书式的，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再次，从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看，也能体现其综合性。熊先生讲的综合性，是相较于西方学术的专业分科而言的真正的学术形态的综合性。和西方学术相比，这的确是中国学术一个顽强的特征。一切学术都只是道的载体，都源于道，归于道，所有的图书典籍都是载道之书。正是一切统一于道的特性，造成了学术的综合性特点[15]。
笔者以为，熊先生所讲的传统学术的三个特点中，最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政治性问题，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顽强特征，也是至今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天下学术殊途而同归，都只是一个本质，并都是围绕着一个“治”字，即政治治理，所谓各家各派只是对“治”的不同言说，就其本质说并没有区别。这就导致了中国学术的政治性特征。这个早已为太史公道明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则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熊先生重新把它发明出来，意义重大。熊先生认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并且是奠基于汉代、贯穿中国古代学术的整个脉络。政治性不光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性，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中国古代历史的特性。中国民族是一个特别看重政治、政治性特别强的民族，正是由于此，中国人所受到的政治的羁绊和束缚，要远甚于其他民族，中国人的解放的任务也特别艰巨。认识这一学术的文化的属性，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极其重要！
在熊先生之前，刘泽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就特别重视古代文化中的政治因素。他说：
在传统中，政治的幽灵无处不在，而且举足轻重，决定一切。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与政治紧密地纠葛在一起。政治问题成为全部社会问题的核心，甚至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政治思想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要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传统，就必须以政治为楔入点。[16]
刘泽华的这一思想是和他的王权主义理论相联系的，是王权主义理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解读，无疑是深刻而犀利的。现在，熊铁基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政治性问题，和刘泽华的王权主义理论相呼应，更加深了我们对传统学术和中国历史的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并进一步引起国人的重视。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复兴，关键有赖于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就中国历史的特点说，就是如何摆脱政治性的束缚而获得真正的个性或人格的独立。所以，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政治性特征的认识，是关乎中华民族复兴或崛起的大问题。
第三，熊先生所提出的中国解释学，是汉代学术史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汉代学术史论》第七章辉煌的学术成果中，有一个标目“注疏之学的发展——中国解释学的形成”，将中国传统的注疏之学、训诂之学、传注之学命名为中国解释学，并进行了具体探讨。这是熊先生的一个重要提法，也是一个学术创造。就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来说，两汉之后的中国学术，几乎就是一部解经注经的历史，这是汉代儒学经学化之后所奠定的中国学术发展道路。如何解读经典，发展出了章句训诂、传记疏注、音义释微等丰富而繁杂的注释学理论，这的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色。提出一个中国解释学概念，并对之认真探讨，批判分析，是有助于对中国学术之本质的理解的。当然，也不可把熊先生的这个概念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解释学相混淆，它们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熊先生在书中提到了西方的解释学，可能是有一点误解。西方的现代解释学，特别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是关于人的解释现象的本体论解读，他的研究对象是解释现象本身。而熊先生提出的中国解释学，是中国人如何进行经典解读的理论与方法。
笔者以为，熊先生提出中国解释学，其意义是把中国的这种传统学术做了强调性的突出。这样一门传统学问，在今天的意义最重要的不在于这门学问本身。就今天的文化发展来说，经学已经历史地衰落了，传统的解读经典的理论方法也随着丧失其意义。那么，强调这个中国解释学的意义何在呢？其意义不在于这门学问本身，而在于我们对这种学术现象的反思和认识。中国为什么在两汉之后会形成这样一种以解释经典为基本使命的学术形态？为什么传统学术以对经典的解读代替了自己的学术创造？这样一种学问的形成，与两汉之后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有什么关系？在这样的学问之中隐含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所走出的传注之学学术道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在何种程度上还受制于这种学术传统的羁绊和束缚？如何以分析和批判的眼光对待或研究这个中国解释学，是两汉学术史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新问题。